1955年4月16日，北京时间凌晨两点40分，从缅甸仰光起飞的“空中霸王号”飞机一路向南。机舱内，周恩来总理还在审看参加亚非会议的资料。这时，舷窗外忽然聚起乌黑的云层。
由于“空中霸王号”无法穿越雷雨区，考虑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以及代表团一行人的安全，“空中霸王号”在新加坡机场临时降落，短暂停留。
而就在这短暂的两小时里，发生了一个“插曲”。在机场的窗外，两个陌生的中国男子惊诧地望着周恩来等人。
成元功
时任周恩来卫士长
一个30多岁，一个40来岁，跟我们招手。一见到我们，廖承志就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特务。
听说有特务，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张彦
时为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
周总理完全是大无畏的精神，阔步就走过去，并且跟他们打招呼。
候机的两个小时里，两个特务在窗外盯望着，担任周恩来总理警卫工作的李福坤和成元功则一内一外时刻警戒着。
直到飞机起飞的通知响起，两个特务才匆匆离去。
1955年4月16日下午6点，“空中霸王号”历经重重险阻，载着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印度尼西亚。
在人山人海的欢迎队伍中，周恩来总理乘坐的车队在印尼军警摩托车队的护卫下驶出了雅加达街头。
为周恩来总理开道的是8辆军警摩托，后面打头的是3辆黑色奥斯汀小卧车。在群众欢呼的声浪中，3辆车疾速驶过街道，每辆车后座都拉着厚厚的窗帘。围观的群众并不知道，在第一辆总理专车里坐着的并不是周恩来。那么车里坐的究竟是谁呢？
实际上，坐在第一辆周恩来总理专车里的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
原来，这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黄镇大使在雅加达特殊复杂的环境下，为了保卫周恩来总理的安全所做的巧妙安排。为了转移视线，他们事先为周恩来总理准备了3辆同样的黑色汽车，每辆车上都挂着中国国旗。
周总理一走出机场，黄镇就示意朱霖上1号车先行。
紧接着，黄镇大使陪同周恩来总理坐第二辆车，陈毅副总理紧随其后，坐上了第三辆车。
朱霖
黄镇大使夫人
我坐了周总理的车，两边那么多的人都在欢迎。我说没有表示怎么办，就把手伸在窗帘外给大家招手。我想他们把我的手当成周总理的手了。
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从雅加达飞往万隆。
万隆有8万华侨，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为了避免台湾特务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当地侨团特地安排会武术、身强力壮的人员分散在欢迎的人群中，时刻防止意外发生。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居住的别墅外总是围着很多华侨群众，希望能够与周恩来见面，一睹祖国总理的风采。周恩来总理每次都会与大家打招呼。
各地的侨报记者约二三十人还串联起来，不论周恩来总理走到哪里，都组成一个内圈，既维持了秩序，又保卫了总理。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这一天，欢乐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挤满了万隆的街道和广场。
会议开幕前，各国首席代表在饭店大厅等待东道国总统，周恩来与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站在一起寒暄。日本政府担心此事影响日美关系，称其为“偶然邂逅”。
由于当时日本代表团的行动还处在美国的监视之下，为了不走漏风声，这次短暂见面之后，中日双方又约定另行会谈。
4月22日清晨6点钟，一辆汽车来到日本代表团的饭店，车上下来一个中国人，他正是中国代表团的廖承志。日本代表团的高碕达之助和翻译冈田晃早已在此等候，3人上车后，汽车就向万隆郊外的山区开去。
汽车最终在一个别墅前停下——高碕达之助来见的正是周恩来。虽然两次会谈加起来还不到两个小时，但周恩来总理的魅力给高碕达之助留下了深刻印象。
万隆会议结束后，中方廖承志和日方高碕达之助又经过多次谈判，其结果后来促成了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周恩来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中日民间外交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亚非会议为与会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万隆也因此成为周恩来展示中国形象的舞台。
而在第一天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最后一个讲话的是伊拉克团长法迪尔·贾马利，贾马利言辞激烈地指责共产主义是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一时间，反共的声音在会场内外同时响起，会议笼罩上了一层乌云。
开幕式后的第二天，中国大使馆忽然派人赶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将一封特急件交给了黄镇大使。信中说：“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人的暗杀敢死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暗杀行动。”
这封信瞬间让整个代表团再次紧张起来。
成元功
时任周恩来卫士长
陈老总一看就发火了。“还要搞暗杀？”陈老总说。陈老总指示杨奇清说：“你马上开会，人人都要做警卫工作，我也是周总理的警卫员。”
面对风云变幻和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万隆会议将如何发展？在随后的会议进程中，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又将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来源：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
编辑：孙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