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机构在4月底，发布了《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24年，全国农民工数量29973万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
何谓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词语吗？农民工是官方对某类身份的正式称号，其正式的定义为：
“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按照离开户籍地的范围，又分为本地农民和外出农民工。前者指在户籍所在乡镇范围内就业的农民工，后者指超出乡镇范围的农民工。
在1.78亿跨镇流动的农民工中，有1.10亿在省内流动，另外的6840万人属于跨省流动。
至此，不得不提一个题外话：既然3亿人都离开了户籍所在地，户籍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或许是时候妥善处理户籍、就业与信息文明时代的关系了。
在这3亿农民中，年龄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困境，毕竟全国范围内，35岁嫌年长、65岁退休嫌早是当前就业与退休普遍存在的难题。
前述报告，同样收录了基于8万多人调查的年龄数据。我们结合2008年以来的年龄数据，观察农民工年龄随时代的变化情况。
数据显示，2008年，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仅有30%，2023年突破55%，2024年连续两年保持在55%以上。
这与全国人口中位数年龄连续几年达到40岁以上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在这增长的趋势中，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11%，上升到2024年的31%，16年间增长20个百分点。
与之相反的是，21岁-30岁的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35%下降到2024年的15%，下降幅度也接近20个百分点。
农民工年龄变化的一个重要参考意义是，50岁甚至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经没法保持每天早八点、晚八点甚至晚十点的工作强度。
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非几种方法：
一，降低大家的工作时间，按照《劳动法》的定义，将每周工作40小时设定为工作时间的上限。
当然，在法定最低工资不调整的前提下，一部分依赖加班赚取报酬的劳动者、以及企业主和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可能表示反对。
二，提高劳动待遇，吸引更年轻的劳动力，从劳动待遇与就业人口年龄结构，你可以感知到在部分行业，采用的就是这类策略。
三，引进外来劳动力，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且以勤劳致富为基本分配策略的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小范围内也有在做）。
四，给农民工以市民化待遇，鼓励更多更年轻的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
房地产市场的租售同权，便是农民工市民化待遇的体现之一。
但从实施的效果看，并不是很理想，原因也很简单，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较大差异。
另外，于一部分人而言，或许千里之外、有田有房的农耕模式，更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