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天才，却有些想不开，自杀身亡。人们似乎并不喜欢他们，而是喜欢一些活着的作家，或者喜欢那些寿终正寝的作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从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自杀的人不会被提倡，也不会被冤枉。似乎他们成了懦弱的人，不能承受工作或生活中的重压，不能负重前行，也不会顾及周围的亲戚朋友，就自己了结了生命。倘若自杀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会主动断绝自己和亲戚朋友的关系，显得懦弱而又自私。倘若每个人都这样，那么社会文明将会受到摧残，甚至整个人类群体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会再有文明的进步。自杀是不被提倡的，但一些作家的自杀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懦弱导致的。伟大的作家总是把自己和整个时代联系起来，把自己和国运联系起来，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屈原跳汨罗江自杀，是他把自己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的结果，当他的祖国楚国灭亡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希望，就投水自尽了。屈原的作品似乎流传下来的不是很多，人们更喜欢唐诗宋词，似乎不太喜欢他的《离骚》。除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流传到后代，他的《离骚》原文却并不一定被很多人喜欢。看一看屈原的文学魅力大，还是李白、杜甫的文学魅力大，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古代自杀的作家大多生活境遇不好，尤其是仕途不畅，被皇帝不待见，最终走上了绝路。
古代作家大多要走仕途，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且很多都是出自农民的家族，靠家族三代以上人的努力来供养，倘若不能做官，就不能光宗耀祖，也会辜负家族的希望。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民间读书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他们把权力看得比较重，而且要立志获得权力，跻身权贵阶层。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民间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做官，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考不中就还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做了官的书生要遵守官场潜规则，而不能只是标榜自身清廉，也不能完全把自己和国运联系起来。大多数官员都按照官场的潜规则运作，层层加税，行贿受贿，吃了原告吃被告，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升迁，才能做更大的官，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但官员都喜欢拉帮结派，会出现官场内部的派系斗争，一旦有的官员被抛弃，就会被贬官，甚至一贬再贬，永远不能回到朝廷。在受到权力系统抛弃的时候，官员一般会形单影只，感觉内心失落，当然会有自杀的行为。
武王灭商之后，商场的两个臣子伯夷和叔齐到首阳山采薇而食，耻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算是抱节守志的典范。屈原在《橘颂》中颂扬二人的精神。魏晋名士嵇康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遭到构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其实是一种主动自杀，只不过借司马昭之手来完成而已，体现了士人对自由精神的坚守。“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手足残疾，自悲时运，自沉颍水而死，却写出了“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佳句。明代的李贽是官员、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他写诗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他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狱中夺剃须刀自刎死。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清末的官员、学者梁济快要过60岁生日的时候，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说罢他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清末学者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投湖自尽。遗书开头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代在文革期间自杀的作家有老舍和傅雷，后来又有自杀的诗人顾城和海子。当然还有其他自杀的作家，但大多不会受到很大的关注，而那些活着的作家或者寿终正寝的作家却可以受到极大的关注。自杀似乎是一种心理疾病，不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但作家是知识分子，容易把自身的命运和国运联系在一起，和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当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有可能自杀身亡。尤其是他们受到侮辱的时候，诸如老舍和傅雷一样的作家，人格受到侮辱，就要以死明志。当然不会顾及亲朋好友的感受，因为当时亲朋好友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让他们独自去承担苦难。他们看不到希望，才会自杀，而不是平白无故就去自杀。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士的文化精神，会以身殉道，以身殉国，以身殉文化。当他们精神不能突围的时候，处在时代的矛盾之中，就会走向自杀的道路。顾城的自杀是因为家庭经济不好，而精神层面又失去了希望，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海子的自杀也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但和时代特征有关系，也和诗人思想的纯洁性与社会的现实距离太远有关系。
由此来看，人们不太喜欢那些自杀的作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人们勇敢地战斗，奋勇拼搏，而不是逃避式地自杀。主流意识形态从来没有犯错，或者犯了错从来不会承认错误，当然错的只是那些自杀的作家，而且他们本人以及作品并不一定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即便有一两个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也仅仅是文化上的现象，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他们的群体受到普遍的关注。鲁迅曾经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自杀的作家以生命为代价，为文化困境做了助脚，却往往被人们遗忘，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