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方位探索清代婚姻关系的史学力作。揭示了清代婚姻实践中法律制度、伦理规范及个体生活的复杂互动，重塑我们对传统伦理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
清史专家定宜庄、阿凤、邱源媛一致推荐，一部社会史、性别史与家庭婚姻史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
著者：郭松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定价：98元
作 者：
郭松义，1935年生，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经济史、社会史，曾就清代的人口问题，清代农业、商业、婚姻家庭，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问题做过重点研究。出版有《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清代民间婚书研究》等著作20余部（含合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郭松义，1935年生，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经济史、社会史，曾就清代的人口问题，清代农业、商业、婚姻家庭，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问题做过重点研究。出版有《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清代民间婚书研究》等著作20余部（含合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全方位探索清代婚姻关系的史学力作。书中对清代婚姻中的地域圈、社会圈、童养媳、入赘婚、寡妇再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作者借助跨学科视角，综合利用方志、契约文书、族谱、文人笔记等文献，以大量鲜活案例，对男子入赘、婚嫁彩礼、贫困离婚、贱民婚姻禁忌等情况进行了翔实的描述，还原清代婚姻生活的真实面貌，重塑我们对传统伦理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透过清代的婚姻关系，全书揭示了清代法律、伦理道德、现实生活与人情交织共融、错综复杂的社会面向，为了解中国传统婚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名家推荐/ 精彩书评
郭松义先生写作这部《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时，已经是一位在清史特别是清代经济史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能够转身投入全新的、在当时尚属边缘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尤其是还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婚姻家庭史，乃是当时起步不久的社会史学界的幸事。
我既是郭先生的学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亲眼见到他在这场重大而艰难的学术方向调整过程中，所经历过的种种艰辛、挫折与困惑，感佩他能凭借多年来扎实厚重的史学功底和敢于探索新领域的敏锐眼光，积数年的辛勤爬梳、钩沉索隐，最终成就这样一部博大、厚重、深刻的专著。
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尽管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不乏其人，却再没能出现一本能与此书比肩的专著。所以，我期盼年轻的学者，尤其是社会史、女性史的学者都认真地、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同时也通过此书，领略老一辈学者的为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定宜庄
郭松义先生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搜集各种文献、文书档案史料，分析了清代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的婚姻观及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指出了当时伦理与生活的二重性：一方面存在着通过旌表贞节来维持其所谓“人伦之大，风化最美”的婚姻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广泛存在着改嫁等与国家倡导的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本书史料运用娴熟，观点可信，实堪为传统史学与性别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清华大学教授：阿风
这部专著的学术积累完成于“前数字化时代”。郭松义先生从数千种方志、档案、族谱中，手动捡出几十万条史料，排比分析，总结提炼，终成巨制。数字化检索造就了史学研究的划时代变革，然而高效便捷也极易让人忽略“刀耕火种”的必要。研究者在逐页阅读中把握每条史料的历史场景，理解每个数据的烟火气，此种分析探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是仅凭数字化检索难以企及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正是筚路蓝缕的前辈学者垂范后辈学人的经典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邱源媛
本书亮点
1.一部社会史、性别史与家庭婚姻史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清史专家定宜庄、阿风、邱源媛诚意推荐。从婚姻关系窥见礼法交织下的社会史，透视清代社会的伦理秩序、性别权力与现实生活。
2.全方位探索清代的婚姻关系，填补清代婚姻史研究的空白。本书全面且系统地研究了清代婚姻关系中的地域圈、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节烈妇女等问题，论述了清代全国各地婚姻状况的差异、特点以及道德规范，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3.通过大量案例还原清代婚姻生活的真实面貌，可读性强。在档案、方志等稀有文献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展现了清代婚姻的现实图景，如清代著名学者翁叔元，因家贫不能给准备出嫁的女儿办妆奁而心急如焚；大学问家钱大昕因无钱娶亲，只能赘于妻家；左宗棠20岁时也因家贫入赘等，作者对清代婚姻关系中的男子入赘、婚嫁彩礼、夫妻关系等情况进行了翔实的描述。
4.关注下层民众的婚姻困境，展现了清代婚姻关系的多样性、差异性。作者不仅对清代的贵族、士绅阶层进行考察，对底层群体的婚姻也给予了深刻的关注和研究：如有些边远经济落后的社会底层为求得生存而“拉帮套”、贫穷男子膝下无子而“典妻”生子、广州“金兰会”组织女子拒嫁等现象，这些普通民众的婚姻生活细节被真实还原。
5.生动展现了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冲突、碰撞与融合。清统治者褒扬妇女守节，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又存在大量的寡妇再嫁现象；传统社会里倡导“夫为妻纲”，而现实里却存在幼男娶长妇的“州俗”；在古人的观念中，婚嫁首重是“不失宗嗣”，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彩礼、婚礼排场逐渐被看重，钱财成为第一位……本书为我们揭示了清代婚姻伦理与实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6.史料丰富、翔实，数据有说服力，运用多种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作者翻阅了数千种方志、档案、族谱，翻检几十万条史料，同时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的考订分析、个案研究、抽样统计等方法，以及借助伦理学、心理学等理论，完成了这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富有创见的史学力作。
精彩书摘
后记
1990年，历史所领导为适应新的学科发展需要，决定成立社会史研究室，要我负责新室的筹建工作。
既然到社会史室，当然要搞社会史研究，于是我选择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专题。
把清代作为时代断限，是因为我原本就在清史研究室工作，清史是我长期的研究方向，历史大背景比较熟悉，至少在整体把握上不至出大纰漏。况且清代正是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交接点，里面充满着旧传统的沉重积淀，同时也有某种新因素的躁动，这在其他朝代是很难见到的。
至于将婚姻和家庭作为内容，一是它比较具体；二是虽有人做过研究，但空缺仍多，大有潜力可挖，只要下功夫，是可以写出新意的。
1991年，我的选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钱算是有了一些，可在头几年，我的工作一直进展不快。那是因为我到社会史室以前的许多旧账尚待还清；再就是婚姻家庭史的资料分散，收集需要时间。
为了加速进度，我决定由易及繁，先做出若干专题。
我从年谱资料入手，加上过去的积累，做了诸如“清代绅士阶层的婚姻行为”“清代的纳妾制度”“清代的节妇、烈女和贞女”等五六个小题目，有的还拿出去发表了，目的是想听听反应，同时也好权衡我下一步的走向。
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写上层或中上层人士的婚姻和婚嫁观，而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身上，这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落脚点。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几次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档案与其他有关档案，还翻阅了1500多种地方志，以及家谱、诗文别集等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清代婚姻家庭史的初稿写作。接着，从1998年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原稿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在修改时，鉴于婚姻和家庭本来分属上下两编，婚姻部分份量偏大，家庭部分相对较小，而且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也更多一些，所以决定把家庭部分搁下，留待以后再说，将婚姻部分单独成书，起名为《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本书从定题立项到收集资料做专题，最后完成书稿，在先后七八年时间里，我曾得到许多同行学者的关心和帮助，当时的历史所领导林甘泉、李学勤、李新达诸先生，热情地支持了我的选题，为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出了力；当项目结束后，王戎笙、冯尔康、陈高华、何龄修等先生为书稿写了审定书。
我室同仁商传、吴玉贵、胡宝国、张印栋、孟彦弘、陈爽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侯旭东和孟彦弘等还为书稿《绪论》部分组织过一次小型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的苏钦副教授则就法律史方面的问题回答了我的咨询。
另外台湾“中研院”的赖惠敏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本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研究员、我所的周绍泉研究员、王培真、阿风等诸先生、天坛公园姚安女士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邵丹女士，分别向我提供过资料、图片。中央民族大学的齐文瑛副教授则帮我校对了部分史料，多数稿件由王昆萍女士代为打印。
再有，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王丰教授、加州大学的康贝尔教授、我院研究生院的李尚英编审，也给了我不同程度的帮助。借此，我均一一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室定宜庄研究员，因她从事的专题“清代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现已成书出版)和我的题目十分相近，我所碰到的疑难，她往往也有同感，多年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有关问题进行切磋讨论，中间虽不乏有分歧争论，但最终都感到互有收获。
我的初稿完成后，她通读了全稿，从结构、史料乃至文字措辞，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纠正了不少疏漏。本书最后的引用文献与书目、专有名词索引，以及稿件版式定型，是由她帮我整理或做成的。可以说，我的这本书，包含了她的许多劳动。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孙爱成女士，数十年来，我们相濡以沫，互为支持。她是一位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退休后也没有很好歇息，仍承担了全部家务，为我潜心作研究帮了大忙。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与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密不可分，当我的书稿尚在进行时，他们就向我表示了对它的兴趣，初稿刚完结，他们就索取了我的写作章节提纲和样稿，还召开座谈会，随后正式通知我已将书稿列入出版计划。
这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普遍亏多赚少的情况下，他们的做法，不仅对作者是一种鼓舞，也是在为繁荣学术尽心竭力，表现了商务这家有名望的出版社的气魄。
本书历经三任编辑，先是由任寅虎编审负责沟通联系，我的一些样稿曾经他过目；著作室的郑殿华副主任接受了我的书稿，并洽商签订合同等事宜；最后由王齐女士承担了全部稿样的编辑工作。他们工作负责，态度热情，使我铭感至深，亦借此表示感谢。
郭松义
于2000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