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成都是韦杰将军的第二故乡，一点儿没毛病。韦杰在成都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但最令他难忘的一件事，是他的一件“宝贝”被偷了。
1949年初，国民党在河南成立了第127军，隶属第19兵团，赵子立任军长。同年5月，该军的309师在湖北参加了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轸领导的起义。其余的2个师，在赵子立的率领下逃往四川。
同年12月，赵子立在巴中地区起义。不久，赵子立被要求到成都开“起义、投诚军官”会议，由韦杰军长“护送”。
这是韦杰第一次去成都，他很好奇地问：“成都是个啥模样？”赵子立回答：“成都地肥粮广，要不诸葛亮怎么建议刘备占据蜀中？”韦杰接过话说：“诸葛亮再聪明，六出祁山无功而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还是挡不住兵败国破……”
作为败军将领的赵子立听后，哑口无言。
韦杰把赵子立送到后，去兵团部开了个大会。开完会后，他决定在城里买点东西带回去。司机谢维汉问：“买什么？”韦杰说：“四川太天潮，和太行山没得比。我们需要毛毯，买三条就行。”
谢维汉逛了几家店铺，依着韦杰的意思，买了三条俄国产的旧毛毯。韦杰自己留了一条最旧的，送给谢维汉一条，最后一条想着送给第61军副政委郭林祥。
谢维汉不解，为什么军长要买这么旧的毛毯？韦杰说：“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惩罚。”这一解释令谢维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多年后，他才了解真实原因。
这天，韦杰接到消息，在蓬溪县学习的国民党第127军的校官们，向他举报赵子立“喝军官们的血”。原来，第127军起义前，获得了一批拨款。每位校官有三块大洋，用来购买大衣。而这笔钱，却被赵子立贪污了。
韦杰虽然同情“赵氏孤儿”（赵子立的家人都被裹挟着去了台湾）的遭遇，但喝兵血却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亲自陪同赵子立前往蓬溪县，给那些校官们退还了大衣钱。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1年，韦杰从61军军长改任60军军长，率部进入朝鲜战场，参加第五次战役。期间，180师打了大败仗，有人说“180师入朝作战前，编入了国民党军俘虏成分。”
对于这个说法，韦杰曾解释：“那时，成都已经解放1年，哪里来‘大量国民党军俘虏’？起义士兵和俘虏兵的概念截然不同。”受180师的影响，加之干部轮换等因素，韦杰于1952年9月不再担任60军军长。
在欢送会上，韦杰不忍住哭了：“对不起四川父老乡亲们，他们把儿子交给我，我却把他们丢掉了……”
之后，韦杰去了南京军事学院。1957年，院长刘伯承找韦杰谈话，想让他继续在军事学院工作。韦杰表示，他不是搞院校工作的料子，希望可以做点其他工作。
不久，刘伯承通知韦杰：“去四川怎么样？我看你去成都军区吧。”就这样，韦杰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成都对于韦杰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还记得，当年去兵团开会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一支新买的钢笔。当时，那支“派克”笔价值5块多光洋，韦杰拿到手后，喜欢得不得了。
为了显摆一番，他故意把笔插在上衣口袋里。哪知道，仅2天的功夫，就被小偷给摸跑了。
韦杰气急了，大骂：“成都的小偷真厉害，偷到军长的口袋里来了！”为了挽回一点经济，韦杰才让司机买了旧毛毯。
之后，韦杰的文件、会议记录又用起了铅笔。身边人劝他：“再买一支派克吧！”韦杰摇摇头：“不买了，太贵了！”
特殊年代，韦杰受到迫害。重新恢复工作后，他在军区的“地位”急速下滑，1955年被授予的老中将，却成了排名最后的副司令员。有人替韦杰打抱不平，韦杰却想得很开。
韦杰说：“大乱未平。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里，不是有陈再道、王建安两位上将吗？王近山、周志坚不都是南京军区的副参谋长吗？”
尽管韦杰被免除了军区战备训练工作，被安排负责后勤农副业生产，但他的心却始终在部队全面建设上。
1972年，韦杰恢复了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重新分管全区战备训练工作。
1983年以后，韦杰从军区领导的岗位退下来，成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此时的韦杰，按规定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军委给他派了一辆奔驰250车，车号为A12——1700。
对于这辆车，韦杰交给夫人郭毅保管。家里人不能公车私用。1987年2月3日，韦杰病逝。丈夫去世后，郭毅不仅把车交还了成都军区，还把家里在北京万寿路的一套房子交掉了。
郭毅对孩子们说：“这都是给你们爸爸的，我没权利享用。”
纵观韦杰的一生，有近30年的时光在成都度过。这个城市，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用开玩笑的话语说，“派克笔”被偷一事，肯定占据了他心里很重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