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用生命诠释了“忠诚印寸心”的誓言，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熔铸伟大建党精神的丰碑上。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1918年6月，一名青年学子从长沙乘船至武汉的途中，途经洞庭湖突遇暴雨，他联想到此时风雨飘零的中国，遂慷慨激昂地写下《少年行》，这是诗中的两句，热血青年的抱负与志向喷薄而出。
这名青年就是蔡和森，当时他23岁，与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此行北上为学会成员寻赴法勤工俭学机会，途中即兴所作此诗。在当时的湖南青年学子眼中，蔡和森是与毛泽东齐名的人物，俩人同样的文采斐然、思想进步、热血真率。“在五四运动前，湖湘一代，先进青年无人不称毛蔡之名。”杨昌济对这两名学生更是寄予厚望：“救国必重二子。”
令人惋惜的是，蔡和森因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当时他年仅36岁。
今年是蔡和森130周年诞辰，回望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其革命理想与实践经历紧密交织，以热血与智慧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奠基与革命斗争的重要篇章，无愧为无数青年敬仰的偶像。
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1920年7月，蔡和森（后排右二）等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及工学励进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纪杜吉公园合影。
苦难启蒙，觉醒初心
蔡和森短短36年的人生，亲历了晚清腐败、列强侵略与民生凋敝的时代。
1895年3月30日，他出生在上海一户小吏家庭，其父蔡蓉峰任职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此时距甲午海战惨败仅一年，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神经。
4岁那年，蔡和森跟随母亲葛健豪回到湖南老家——双峰县荷叶镇光甲堂，这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湘中老宅，日后将成为革命思想的策源地之一。
少年时代家道中落，蔡和森在亲戚的辣酱店做过三年学徒，经常遭受店主的欺辱和剥削，深谙底层疾苦，萌生了“捣碎旧世界，解放劳苦大众”的愿望。他在做工之余偷偷自学，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3年学徒期满后，为了支持蔡和森读书，母亲变卖了家产，让他重回学校就读。因年龄较大，蔡和森常被同学讥笑为“太学生”，他化悲愤为动力，用功读书，一个学期后就跳级考入双峰高等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更受革命风气的感染。16岁的蔡和森立即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并推动家乡永丰镇开展剪辫子运动。初次的反抗行动启蒙了他朦胧的革命意识，推动着他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
1913年，蔡和森如愿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此校有许多同盟会的成员，革命氛围浓烈。半年后，因局势动荡，他又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挚友毛泽东，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新生活。在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老师的引导下，他们刻苦学习，涉猎广泛，关心时政，共同探索救国道路。杨昌济曾盛赞“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预见他们将引领时代变革。
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在湖南进步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
新民学会后来“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有30多位会员成为共产党员。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正在北京筹备旅法勤工俭学事宜的蔡和森积极组织在京的湖南学生，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这年12月，他动员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举家赴法国勤工俭学，开一时风气之先。
《文史博览·人物》2025年第4期 《青年偶像蔡和森》
蔡和森与向警予结婚照。
求索真理，先声建党
1919年隆冬时节，蔡和森一行终于抵达法国马赛港，在离巴黎不远的小城蒙达尼，他们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在法国，蔡和森大开眼界，感受着思想潮流的冲荡。初到法国时，他的法语并不好，但他有着湖南人的“霸蛮”精神，“日惟手字典一册”。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描述这段时光：“每日以面包充饥，伏在漏雨的阁楼上，字典不离手，猛看猛译。”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搜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先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及宣传十月革命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研读，进一步坚定了蔡和森的政治信仰，他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希望。
1920年5月，蔡和森与向警予在蒙达尼举行简朴的“革命婚礼”，两人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约定“共同研究学问，共同革命”。这场打破封建礼教的婚礼，在留法学生中传为佳话。
这年7月，蔡和森等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商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会上，他将自己“硬译”的《共产党宣言》用纸抄成一张张的小字报，贴在教室的墙壁、书柜上，向大家一一讲解。蔡和森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留法学生中广为流传，影响和推动了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旅法期间，蔡和森还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起筹组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他虽未参加中共一大，但对党的理论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建党思想。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较早接触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在其影响和启发下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思想。这一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1920年8月和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长信中。
在信中，蔡和森系统阐述了建党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明目张胆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器”，“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强调“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主张“革命运动、劳动运动必须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复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陈独秀更将题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来信与本人复信一起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建党理论得以广泛传播。
1921年，蔡和森参与组织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请愿运动，他“头脑清醒冷静、很有主见，态度很坚决，已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一批像蔡和森一样的赴法留学生在法国的学习、劳动与革命斗争中成长觉醒，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建设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
这年10月，蔡和森因闹学潮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向导》创刊号和老西门兰发里弄口旧貌（上海市档案馆藏）。
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上海市档案馆藏）。
理论拓荒，扬帆《向导》
1921年，萧瑟的秋天，蔡和森悲愤地回到中国。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正酣，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这位26岁的马克思主义者来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埃，便立即投入到党的革命事业中。
在上海，他经陈独秀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在法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他开始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很快成为党的早期重要理论家和宣传家。
1922年5月，他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宣传部主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编辑。他在《先驱》撰写多篇文章，介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抨击中国黑暗的“封建的武人政治”，号召“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并首次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
同年7月，蔡和森参加党的二大，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根据中央决定，他筹备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蔡和森既是《向导》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他长于论辩，精于写作，将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留下了许多闪烁着思想光芒和时代印记的经典篇章。
自《向导》创刊至1925年10月蔡和森出国，他担任《向导》主编长达两年8个月，发表约160篇文章。如在《外交上的虎狼主义》中，他尖锐指出：“华盛顿会议实为分赃会议，所谓‘门户开放’不过是共同宰割中国的遮羞布。”这些檄文在工人、学生中广为传阅。
在蔡和森的主持下，《向导》发行量从3000份扩大到数万份，在全国革命中取得“舆论的指导地位”，成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四万万同胞思想心灵上的“向导”。有读者致信《向导》：“我每读贵报，即滚滚地沸腾着革命的热血，红红的燃烧着爱民众的真心，我并认定贵报是中华民族底福音！”
在此期间，蔡和森还利用在上海大学当兼职教授的机会，编写了《社会进化史》，此教材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人类社会发展及历史规律的著作之一，成为当时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
在革命实践中，蔡和森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
1925年10月，蔡和森离开《向导》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其间应邀至东方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言，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揭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明白我党的历史”，才能“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被公认为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
蔡和森、蔡畅故居。
青年蔡和森。
实践淬火，燃尽生命
蔡和森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群众运动共振。他曾说，只有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不行，还要有实际行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马列主义真理。
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热情，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五卅运动中，蔡和森以《向导》为阵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主张，指导了运动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
蔡和森还是主张武装斗争的先驱。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在革命危急关头坚决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很早提出“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游击斗争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农民游击斗争的前途是“建立红军”，并且有“得到割据局面”的可能性。
1928年6月至7月，蔡和森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阐述了重要意见。会后，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只有大力发展工农力量，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巩固在民众政权中的地位，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
蔡和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当时在全党是极富先见的，对我们党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六大后，蔡和森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1月中旬，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他主动申请到中央苏区工作，表示自己没有组织过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希望有机会去学习锻炼，但中央没有批准。3月，蔡和森被派往广东，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
他到香港不久，广东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6月，因叛徒出卖，蔡和森在香港不幸被捕，两天后被引渡回广州。在狱中，他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至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毛泽东曾深情缅怀蔡和森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回首蔡和森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从少年立志，在时代浪潮中觉醒，到留法岁月追求真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传播者，再到革命洪流中彰显担当，直至为党的事业英勇牺牲，蔡和森36年的短暂人生耀眼而热烈。他用生命诠释了“忠诚印寸心”的誓言，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熔铸伟大建党精神的丰碑上。
文 | 吴双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