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等级组成的社会里，公民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各种不同等级的权利具有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等级社会里并不存在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
只要人们对某些个别等级的特权不提出异议，各个等级之间的和平状态就能维持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人们对等级制提出了非难，各等级之间就会爆发冲突和争执。只有其中的一方或另外一方不使用武力，向对方示弱并接受裁决，这种冲突才能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在所有的这些等级斗争中，每个人的等级属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立场。当然也会出现投向对方阵营的叛逆者，这些人之所以投向对方，是因为他们期待着在对方能够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他们与自己所属的那个等级的人们作斗争，因此被人视为叛徒。
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不谈，等级的属性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将站在自己所属的那个等级一边，共同承担本等级的命运。那些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的等级要求取消现有的等级制度，力图贯彻他们的主张。
如果斗争的结局不是一切照旧的话，获胜的一方就会取代原有的特权等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原有的特权等级地位下降，因为他们是失败的一方。
自由主义主张消除一切等级特权，等级社会必须让位于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新的社会里，只能有平等的国家公民。不但要取消某一个等级的特权地位，而且要消除一切特权等级的存在。自由主义要废除一切等级的樊篱，把人们从他们所属的狭隘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在按照自由的基本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制度中，每个人才有希望成为国家政治建筑的直接参与者，只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个人才能选择和决定他的政治目标和理想。
在一个实行等级制的国家里，只存在着等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促使各个等级加强内部团结以反对其他的等级。如果没有进行等级之间的斗争，那么就会出现各个等级内部的争斗。这种等级内部的争斗主要是围绕着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朋比为奸、拉帮结派，也就是说等级内部的集团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抢夺舒适的地位。
只有在法治的国家里才会有平等的公民，这些公民为了实现以往从未完全实现过的自由主义理想而建了政党，这些政党是个人之间的联合，以便在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方面争取达到他们的目标。
至于说究竟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最好地达到自由主义关于保障人们共同的和平生活这一目标的问题，也许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同意见和分歧。这种不同意见之争无疑可以称之为主义之争。
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政党，甚至那些为某一阶层谋求特权利益或特殊地位的政党的存在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政党，无论它们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为特权等级谋求利益的政党，其斗争目标最终是要拒绝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在政治斗争中只允许使用思想手段。
自由主义将这种思想手段视为政治斗争中唯一能够使用的武器。历史证明，在Marx主义诞生之前，一部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上为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样，在西欧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教会和贵族集团曾一度在现代法制国家的土地上追求过他们的目标。
我们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所见到的政党却与我们想象中的政党大为不同。它们的纲领中虽然有一部分内容是针对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而提出的，并且也解释了如何创造和谐的社会合作问题，但是，这些党纲中所涉及的人类社会的合作问题仅仅只是这些政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由主义思想作出的一些让步。它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是其党纲的其他部分。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从整体上看，这些政党的纲领是自相矛盾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这些政党全都是某些特定等级的代表。
自由主义之所以不得不容忍它们，让它们谋求其等级特权，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尚未获得全面的胜利。那些谋求特权利益的集团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都力图首先将它们变成一个“等级”。
而自由主义的纲领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可以接受的，它没有向任何人许诺特权利益，它要求人们放弃追求眼前的特权利益，作出暂时的牺牲，牺牲小利而换取更大的整体利益。
谋求特殊利益的政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们服务的对象仅仅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它们以牺牲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向这一部分人许诺了特殊利益。
所有的现代政党和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都是等级特权和特权利益的追求者们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
虽然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也存在着等级、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权以及等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当时人们可以质朴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谈论这种特权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未对这种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反社会的性质提出任何疑问，因此，人们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等级制度的理由并没有要进行辩护的迫切感。
只要我们将古老的等级制度的性质与今天的政党所推行的追求特殊利益的政策及其理论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如果人们观察一下所有政党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批判和抵御自由主义这一目的而成立的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这些政党的性质和特点。
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动用了内容广博、深思熟虑的社会理论知识，而这些政党的教义则不然。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将科学视为自己的基础，它恰恰是在不追求任何政治影响的前提下使自己成为了一种政治思想体系。
反自由主义的政党却与此恰恰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追求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的政治目标，并按照这一目标在事后制定了它们的思想体系，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
这种本末倒置，鱼龙混杂的做法无疑是手到擒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农民只要指出农业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就足够了，而工会则只需强调劳工的重要性，中产阶级的政党则只需呼吁中产阶级——即社会的黄金一般的中间阶层存在的重要性。
各个政党往往只强调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特殊利益的重要性，它们在谋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对后者的重要性往往无动于衷。对于那些它们想要争取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也关心甚少。因此，这些政党试图在本阶层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导中招徕拥护者和追随者的努力往往都是徒劳无功的。
——节选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李百吉、韩光明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