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行正式成立之前，已有行商从事海外贸易。清康熙年间屈大均《广东新语》收录的《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东新语》乃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后撰写，其所描述的“官商”，乃是平南王尚氏父子控制广东时期，从事海外贸易的“藩下人”，也即“王商”。康熙十九年（1680），尚之信被赐死，王商们虽失去后台，但他们凭借贸易经验与金融资本，在海外贸易中仍然发挥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开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第二年，清廷设闽、粤、江、浙四关，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广州粤海关衙门设立，准许十三行（商）直接与外商开展民间海外贸易。
15世纪时，欧洲对东方的贸易被葡萄牙、西班牙垄断，此时荷兰商人不过是从里斯本到北欧进行批发贸易。16世纪末，荷兰商人打破葡萄牙在东方独占的局面，至17世纪前半叶，荷兰商人已是对远东贸易的霸主。此一时期，英国也在东方努力取得贸易突破，至17世纪后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将荷兰对东方贸易的控制权夺走。初到中国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地理位置与市场情况并无清晰认识，自以为中国北方寒冷，自然需要毛织品。于是英国商船沿海北上，至宁波、厦门开展贸易，不想此两地的各种陋规让英国商船不胜其烦。英国商船所期待获得的中国货物，需要先向中国商人支付五分之一的预付款，再等待其采购各类货物。不远万里运来的英国毛织品滞销，中国货物的采购价格昂贵，使英国商船放弃了前往宁波、厦门开展贸易的计划。
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国港脚商船“安妮”号在厦门与清军发生冲突。此前一年，“安妮”号、“剑桥”号至厦门贸易，“剑桥”号采购货物后返回孟买。“安妮”号因为中国商人欠款未付，在此等了一年。中国官吏则迫使其离港，大怒之下，英国商船转而劫持了一艘中国商船。虽遭到清军武装帆船的围攻，“安妮”号还是拖带着中国商船返回印度马德拉斯，将中国商船拍卖。此次事件后，沿海北上厦门、宁波贸易的英国船只逐渐减少。
相较厦门、宁波等口岸，广州口岸贸易历史久远，法律体系成熟，虽有各种陋规，却还在洋商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广州市场发达，也有一批精通对外贸易、资本雄厚的商人，在此办货效率高、速度快，西方各国商船不至错过信风。英国人评价：“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员工面对的是一个稳定且管理良好的官僚机构，它致力于支持和规范国际贸易。尽管中国的贪官污吏、贿赂以及高关税可能依旧让人颇有微词，但‘广州体制’促进了跨文化贸易。”故而各国商船，基本上放弃了其他三处口岸，而以广州一口贸易为主。
问题是，大量国外商船前来广州从事贸易，但清廷并不愿意与洋商发生直接交往。一方面，清廷秉持天朝思维，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不屑与洋人打交道；另一方面，清廷入关之后，推崇华夏文化，所谓“君子不言利”，自然不能直接与洋人做生意。故而清廷将原本应该由国家控制的对外贸易乃至外交事务，一并交给了十三行行商，又以粤海关监督、管理行商。
对于清代十三行的成立时间，学界有各种说法，但大致可以判断，1685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十三行体制形成。主管行商的粤海关监督由皇帝钦点，每届任期一年，任满之后，若得皇帝青睐，则可连任。清代内务府经费、办公银及各种大工程开销，有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粤海关。
可以这样认为，粤海关直接关系皇帝的钱袋子，怎么能不派自己亲信的奴才去打点？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粤海关以广州地方官兼任，乾隆十五年以后，始专设粤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几乎全部为内务府中人，并被纳入皇室财政管理。凡征收税课及应行事宜，粤海关监督不受地方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奏报每年征税情况，所得税银分别解送户部、内务府。
粤海关监督权限极大，对外贸易由其一手操控，对内税收报销由其一人包办。每年完成政府额定的征税数目后，可以自由处置盈余税银。清廷实际上默许粤海关监督在缴纳政府额定数目之后，从中分肥。朝廷也知道粤海关监督捞钱多，于是每逢手头紧张时，就命其捐银报效朝廷。当然，能到粤海关任职的内务府官员，都是皇帝的亲信，主子既然有需要，奴才自然心领神会，出点钱也无所谓。
从税收来源而言，粤海关征税主要有三大部分，分别是船钞、货税和陋规。
船钞 即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关税。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前，西方各国来华船只，执行的是“西洋夹板船”税例。按照西洋夹板船征收的税率较高，康熙三十七年以后，西方来华船只参照“东洋夹板船”税例，船只按尺寸大小分为一、二、三等，“照东洋船例，减钞银十分之二，按船征收”，“一等大船，征钞自一千一百余两至二千一二百两不等；二、三等中小船，征钞八百余两至四百余两不等”。
货税 也称商税，是针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分为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四大类，每类之下又分为多种小项。“凡商船出洋进口各货，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 对于价格难以确定的，或是根据货值贵贱比例征收，或是进行估价加以征收。
陋规 西方船只入口时，要缴纳各类陋规，从给海关监督的官礼银开始，到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0条。又放关出口，书吏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8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此类陋规，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之外缴纳。当然，陋规征收没有统一标准，管关人员可随意增减，从中牟利。据马儒翰（J.R.Morrison）在1834年出版的《中国贸易指南》中记载，粤海关茶叶的合法税率，每担为1两2钱7分9厘，实际征收额却增加了5倍，至6两之多。雍正四年（1726），此类陋规被曝出归公，刊入例册。从事对华贸易的外国船只，无论大小，每船需缴纳1950两规礼银（法国船加100两，英国港脚船减100两）。乾隆二十四年（1759），受英国人洪任辉北上告御状事件影响，清廷将此项规礼银合并核算，改称“归公银”。
十三行行商主持对外贸易，代粤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承销进口商品，替洋商采办各类出口货物。行商也负有部分外交职责，代官方管理洋商，处理外事，管束在华洋商，传达政令，办理与外商交涉等事宜。外国商船抵达后，由行商替外商将进出口货物向粤海关报关，粤海关只派员核验货物与税额，行商再赴粤海关缴纳关税。粤海关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只是从行商手中接收关税，向朝廷奏报税额。
1689年，康熙帝同意外国船只由十字门进入珠江，前往黄埔停泊并从事贸易。凡外国船舶来粤者，必须先泊碇于澳门；次经海关监督之丈量；次得海关监督之许可，商船由引水引入距离广州14里的黄埔，先起炮位，待交易完毕后给还。此后外国商船需要向行商“投行”，行商由此成为该船只人员缴纳所有税项的担保者，船只的大部分交易也与这名行商发生。
十三行的办事机构设在珠江边，沿着江岸一直向东延伸，以便于货物的装卸、储存。十三行的货物中，从内地运来的茶叶和丝在这里过秤、打包，加上标记，再用驳艇运到黄埔的洋船上。用来运货的驳艇是特制的，有圆形的舱板，外形像一个瓜，载重量为500担，或容茶叶500箱。各行号办事敏捷有序，打包整齐，手法灵巧。
虽然称为“十三行”，但行商数目并不局限于13，而是处于变动状态，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有洋行26家。当时，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的行商大多会通过捐纳获得官衔，故而又称“官商”。由此西方商人习惯在行商名字之后加上一个“官”字。外国人往往误以为“官”为名字的一部分，其实官是尊称，相当于英文的先生，字义是管理或控制。如崇义行行商陈崇义，商名为“陈汀官”；怡和行的伍秉鉴，被尊称为“伍浩官”。广东十三行行商并非全为广东人，而以闽商为主。据《广东十三行考》提及的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安徽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包括寄籍者）。
成为行商，需要先向官方申请，初期条件并不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桢招充行商队伍，条件是“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 。此后行商的条件不断提升，嘉庆朝时，成为行商，缴纳的银两在20万两到40万两之间。
在行商之中，又有总商，初期由行商公推，并不需要经过官方认可，至嘉庆十八年（1813），总商也需要经过官方认可。因为行商“亏者疲乏，拖欠逋逃”，在嘉庆十八年前，成为行商需要一二行商具保，之后则需要总散各商联名结保。
西方船舶来华，一般五六月乘西南风抵达，九十月乘东北风归国。如果货物滞销，或是与行商间有账目未清，可向粤海关申请前往澳门居住，待结算清，可于次年归国。洋商不能在华过冬，冬季时房子由房主派人看护，在房租之外，尚需支付看房费。
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澳门。为了做生意，英国商人进入广州，与“王商”洪顺官打起交道，暂住在洪顺官的寓所，并和一些商人会谈。此年10月，商船被许可进入广州黄埔。英国商人获准在广州租赁一间房子，在广州过冬。至来年7月，“麦士里菲尔德”号方才离去，前往浙江口岸进行贸易。“麦士里菲尔德”号运来了26000磅的现银和5400余磅的货物，货物主要是呢绒，有四分之一没能卖出。
由此年英商在广州过冬始，开启了洋商冬季在广州居住的先例。海禁开放后，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有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在获得许可后，西方人得以在广州城外珠江左岸租住十三行行商的房子，其居住区域由限制他们外出的围墙环绕。西方各国在广州的房屋，称为商馆（Factory），意为代理处，商馆属行商私产。
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商人在广州设立商馆（夷馆），这是欧洲最早在华设立的商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设立商馆。荷兰在雍正七年（1729）设立商馆。雍正九年（1731），丹麦设立商馆。雍正十年（1732），瑞典设立商馆。
与广州行商打交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最初指商船上的职员，负责管理货物及商业来往，后来演变为商业代理人。1770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至广州后不再回船，而是组成一个团体，常驻广州，负责公司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团体内一般有12个大班，其中资格较老者组成监理委员会，执行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会的指示。初期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可以留居广州，港脚商（countrymerchant，是指领取东印度公司执照，往来于印度、东印度群岛、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英国私商，及葡萄牙、印度（帕西）私商）则不允许留在广州。
洋商在华期间，需要雇佣买办、通事、看银师等，帮助开展贸易事宜。通事初期使用葡萄牙语，有华人、葡萄牙人及中葡混血儿，他们地位很低，通常被官方视为“奸棍”。成为通事，收入丰厚，但需要经过行商担保。此时买办的工作，主要是为商馆中的洋商采购各类食物及日用品。买办需要通事担保，而商馆中雇佣的杂役则需要买办保证，如此层层互保，以确保洋人在华安分。
此时，清廷官方对于洋商在广州居住也有很多限制，如不许携带女眷，不许乘坐轿子，不得携带武器，不许擅自出入等。对洋商在华期间的一切行为，行商承担保证责任，一旦洋商行为背离清廷的律法规定，则行商要被治罪。
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海王星”号商船停泊广州，船上水手与围观的中国人发生冲突，一名中国人被打死。事后广州官方勒令英国人交出一名水手偿命，但被英国人拒绝。广州官方遂令“海王星”号的担保人行商卢观恒，去找英国人索要水手。卢观恒未能要到人，于是被捕入狱。无奈之下，卢观恒出巨资贿赂官方，此事最后才以荒诞的方式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行商地位的朝不保夕。卢观恒去世后，经过其子运作，方才得以入祀乡贤祠。此举引起番禺士绅强烈不满，认为商贾没有德行，不能入祀乡贤祠，此后卢观恒“木主”被撤出乡贤祠。
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陕西、湖北、山西等地，官方查出潜入内地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多人，导致乾隆帝大怒，下令彻查。结果发现，西方传教士借助西方船只，混在西方商人之中进入广州，进而进入内地，十三行行商未能监视好西方船只，需要承担责任。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行商潘文岩因任由洋人传教，失于防范，罚银12万两充公。此后潘文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乾隆二十年（1755），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联衔发布告示，禁止所有洋货商铺与外商直接贸易，一切贸易必须在行商的名义下进行，以保证行商对外贸的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订购的茶叶，主要产自皖南、浙赣交界、闽浙交界的重峦叠嶂之地。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在华洋商希望能在靠近茶叶产地的其他口岸从事贸易。另一方面，天长日久之后，原先相对规范的广州口岸，也是弊端丛生，让洋商日益不满，由此引发了英国商人至其他口岸从事贸易的探索。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英国人洪任辉率船携运大量枪炮军火等违禁品到达宁波，就增税之事与官员产生激烈争执，闽浙总督杨应琚亲赴宁波调处，并奏报中央。十一月，乾隆帝下旨，规定洋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这被视为乾隆帝在对外政策上的倒退，但其实并不如此。广州一口通商，只是限定西方船只，南洋各国商民仍然可至江、浙、闽贸易，如吕宋、暹罗商船就可以至厦门贸易，江、浙、闽三海关仍然保留并执行海关职能。
总体而言，十三行只是散漫的商人组织，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贯彻清廷“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策略。只是原先各个行商单独从事对外贸易，其中弊处颇多，行商常常吃亏。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行商在神前宰鸡啜血共同盟誓，成立广州公行，制定行规13条。公行的主要功能是：共同议定进出口货物价格；承销外国商人的进口货，代办出口货；代洋商缴纳海关税；监督洋商在华居住期间的活动；替清廷处理各类涉及洋商交涉事宜；避免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解决同业困难等。
自公行成立后，行商作为一个整体，谋取加强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与定价权。但公行仍然只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在内部，公行缺乏对行商违约行为的惩罚机制；在外部，公行则面临各国洋商的破坏。
公行的成立，无疑影响到了西方各国的商业利润。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的阻挠与破坏下，次年公行暂时解散，之后公行又几经废立。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广州行商先后五次组织公行，试图由行商掌握出口货物的定价权。此举被东印度公司通过分化行商、贿赂官府、阻滞贸易等方式，加以破坏。乾隆二十五年（1760），公行第二次成立后，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废除，原因是行商潘振承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予的银两贿赂两广总督，使其下令撤销公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公行再设后，对部分进出口货物征收行佣，却已无法控制价格。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的一把利剑，被授予了军事权、财政权，用来开拓海外市场，争夺海洋霸权，这是外向攻击性的贸易政策。反观广州行商，清廷并未给予他们在海外开拓贸易的使命，主要是利用其与洋商交往，达成“以商制夷”的目的，这是内敛防守型的贸易政策。行商在整个贸易过程中，也是被动的角色，主要是为外商办理出口货物，并承销进口洋货，罕有组织商品至海外销售、开拓贸易之举。
作为一个群体，行商的问题是，虽然执行的是外贸与外交事务，却缺乏独立性。在政商关系中，行商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他们虽然商名上冠之以“官”，实质上却无权力，其任何行动都处于粤海关监督及广州官员的监督之下，不过是一群傀儡而已。
由于对外的商业行动卷入了政治的成分，又关系到天朝上国的面子，这也使得广州行商在商业贸易中小心翼翼，唯恐招惹出什么祸端。于是，保守、内敛、低调就成为行商们的特色，当贸易顺畅时，他们虽然拥有巨大的资金，却没有独立性可言。行商的财富是从权力中滋生而出，处于寄生状态的他们，对于改进国内生产技术、活跃金融、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行，丝毫不感兴趣。广州贸易带来的巨大的白银财富，不过是为清廷内循环的统治输血，使大清能有强大的财力维持统治而已。
本文经 岳麓书社 授权，文摘自 袁灿兴 著《政商现形记: 清朝的权力、贸易与商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