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唐山的情况比预想的更严重。”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护士长吴旭君弯腰在病床前轻声说道。毛泽东费力地撑开眼皮，右手在床头柜摸索着放大镜，褶皱的睡衣领口随着急促呼吸不停起伏。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临时病房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药混杂的气味。
这个夏天注定要在共和国记忆里烙下深痕。年初刚送别了“大管家”周恩来，转眼间朱老总又撒手人寰。唐山那场突如其来的7.8级地震，像把尖刀划破了华北平原的夜空。23秒的天崩地裂，24万条生命转眼湮灭在瓦砾堆里。当华国锋带着航拍照片走进病房时，毛泽东把脸别向墙壁，喉结剧烈滚动着，布满老年斑的手掌死死攥住被角。
“让部队去！有多少派多少！”老人突然转过头来，浑浊的眼底迸出锐利的光。这个曾指挥三大战役的军事家，此刻正用最后的气力在军用地图上画圈。北京军区某部参谋记得清楚，当运送救灾物资的专列经过丰台站时，战士们在闷罐车里齐声背诵《为人民服务》，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盖过了哽咽。
有意思的是，就在地震发生前四十八小时，毛泽东刚在病榻上签署了最后一份人事任命。当秘书轻声询问是否要休息时，他摆摆手说：“等唐山同志们的消息。”谁能想到，这座钢铁之城转眼就成了需要全国支援的灾区？更令人揪心的是，此时中南海里的掌舵人，连握笔批阅文件都要靠工作人员托着手腕。
8月4日那天特别闷热。华国锋从唐山带回半块沾着血迹的搪瓷缸，说是救援队从废墟里挖出来的。毛泽东让人把搪瓷缸摆在床头，每天总要摸上几回。主治医生李志绥发现，自从唐山出事，主席的安眠药剂量悄悄增加了半片。但没人敢劝，大家都知道那个搪瓷缸里装着二十多万破碎的家庭。
时间滑到九月，中南海里的梧桐开始落叶。8号那天深夜，军委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炸响。徐向前扶着老花镜读完电报全文，转身对作战部长说的那句话后来被记在值班日志里：“告诉各军区，这是主席最后一道军令。”当人们后来在档案柜最底层发现那份“全军进入一级戒备”的电报底稿时，注意到收报日期栏有个用红铅笔画的五角星——正是毛泽东生前批阅急件时特有的标记。
不得不说的是，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细节都透着令人心酸的隐喻。比如毛主席病房里始终摆着三把椅子，据说是留给“走得太急”的那几位老战友的。又比如徐向前收到电报后，特意在作战地图前站了整宿，第二天眼睛肿得睁不开。这些碎片拼凑出的历史图景，远比任何文学创作都更具震撼力。
当唐山灾区的第一盏路灯重新亮起时，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永远暗了下去。但历史总会记住，有个病骨支离的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用颤抖的指尖划过华北大地。他惦记着瓦砾堆里的搪瓷缸，更牵挂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山河的安宁。那封绝密电报上的八个字，既是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又何尝不是垂暮老帅对家国的最后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