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高新CID的南部,几座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商品房小区,如今陷入了难以化解的市场困局。哪怕开发商“割肉”降价、打出“高新”金字招牌、规划了高质量配套,也难以打动购房者下定决心。

而困住他们的,往往不是价格本身,而是小区旁边那座体量庞大的安置社区—兴隆。



图片来自网络

01|城市化的边缘地带

兴隆社区,是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一个缩影。从前,这里是城乡结合部的农田,如今变成了号称“亚洲最大”的安置小区。

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原农村居民获得了城市户籍、搬进了电梯洋房,拥有了楼宇、地下车库、绿化带和健身器械。但外在的城,不意味着内在的市。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牢牢扎根于熟人社会的习惯与记忆中。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命题:中国用了四十年时间,把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而欧美用了上百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背后正是大批农村口“入城”后的身份、认知、行为方式与城市生活之间的错位。

02|城市不是房子,是规则与共识

住在商品房小区的居民,会因为电瓶车堵住单元门而争吵,会为楼道烟头而报警。他们看重的是“秩序”,而不是“方便”。

而在兴隆社区,电动车甚至会停进入户大厅,公共楼道成了养羊的圈舍,烟雾缭绕的楼梯间堆满烟头,办丧事要烧纸、放炮,婚礼更是彻夜笙歌。这些并不是“坏”,而是传统文化的惯性。但这些惯性在城市的语境中,就成了“刺”。

更棘手的是,小区管理体系的落后。有些安置房小区因居民拒缴物业费而陷入“无人管理”状态,绿化荒废、电梯瘫痪、垃圾成堆。公共管理失效,反映的是新市民对“契约精神”的陌生和集体行动的困难。

这不是个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农民工城市化路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的“硬进度”远快于“软融入”,新市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行为方式、价值观的真正城市化。

03|人多,真的好吗?

不可否认,兴隆社区所代表的人口规模,确实构成了区域发展的“人口红利”。据公开资料显示,该社区涉及近2万人口,未来若纳入更广泛片区,体量将超5万。这意味着密集的消费需求、可观的个体工商户潜力,以及丰富的服务业劳动力储备。

城市的发展,从来离不开人。兴隆这样的人口规模,对一个新区的教育、商业、交通、医疗配套都是巨大推动力。但这也需要相应的管理、引导和文化建设,否则只会成为“人多、事杂、问题多”的负担。

04|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在高新CID南部,很多购房者并不是不认可区域未来,而是无法接受“与安置房一墙之隔”的现实。他们担忧孩子在楼下听到爆竹声,担心楼道出现纸人纸马,也害怕夜晚的无序生活方式影响家庭安全。

但也正是这个“一墙之隔”的尴尬处境,提醒我们:城市化从来不仅是土地、楼宇的再开发,更是人心与认同的重塑。从制度层面来看,高新CID商品房和兴隆社区虽然邻近,但配套却截然不同:前者享有高新优质学区,后者则常常被边缘化于管理之外。这种人为制造的“割裂”,让融合更难,隔阂更深。

然而,融合终将是唯一的出路。历史已经给出答案:北京的天通苑、上海的浦东外环、深圳的龙华,曾经也曾有类似的城乡接合矛盾,如今都在通过治理创新、教育融合、文化建设逐步完成“城市的灵魂工程”。城市不是只有“硬件”的高楼大厦,更要有“软件”的文明互信与共识养成。

结语|理解,是唯一的答案



我们不能苛责那些刚搬进城市的居民,要求他们立刻变得“市民化”。因为他们的过去,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基。他们也在适应、在改变,只是需要时间、引导、耐心和制度支持。

而我们这些住在商品房小区、曾经以为已经“进入城市”的人,也需要反思:我们所谓的“文明”,是否也包含了对陌生文化的尊重与引导能力?

高新CID与兴隆社区之间,也许只隔着一堵墙。但穿越那堵墙,需要一整座城市的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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