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国际都市。
因为从清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都纷纷享在中国占据特权，上海这一座城市被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占领，划分租界，这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耻辱的一段历史，但在客观层面上来说，这里也汇聚的中国当时最先进的人才以及各种各样集中的情报。
而在法租界与英租界的霓虹灯下，隐藏着国共斗争、国际博弈的暗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其扩张野心直接威胁苏联远东边境。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扩军备战，德日勾结的阴云笼罩全球。苏联面临东西两线的潜在危机，急需东亚情报以应对变局。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围剿红军，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地下组织与苏联情报站被迫在夹缝中求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军总参情报局早在1929年便派理查德·佐尔格在上海建立独立军事情报站，搜集国民党军事、政治机密，支援中共反围剿，而在佐尔格离沪后，约瑟夫·华尔顿于1933年接任，肩负起更艰巨的使命。
这个人苏联人的到来，不仅延续了情报站的运作，更将其扩展为覆盖全国乃至南洋的庞大网络。
约瑟夫·华尔顿，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他在1890年出生于立陶宛，幼年在德国长大，精通德、俄、英、法四种语言。
他的早年经历充满了革命的激情：
1920年加入俄共，投身布尔什维克事业，担任红军上校，参与内战与革命建设。1928年，他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系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展现了过人的学术素养。1930年，他调入苏军总参侦察局，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谍报经验。
1933年，华尔顿奉命来到上海，化名罗伦斯，以法文和德文教授的身份掩护。他与报务员妻子埃莉·伊万诺芙娜在法租界一处外国人公寓安顿下来，他们的住所严格保密，仅三名外籍助手知晓地址，这三个人分别是：
一名法国通讯员负责无线电联络，一名波兰技术员维护设备，一名苏联交通员传递莫斯科与上海的文件。
也是因为华尔顿的谨慎与专业，为情报站的运作奠定了基础。
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革命斗争，在苏联总部的命令下，他的使命不仅是搜集情报，还包括协调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的联络，传递革命火种。
而华尔顿接手上海情报站后，迅速展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他扩充情报员队伍，将专职与兼职人员发展至100多人，情报网覆盖上海、南京、武汉、北平，甚至日本与南洋。
情报员渗透至国民党核心部门，包括武昌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策反了200余名高级官员。这些情报员为中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尤以红军反围剿为重。
毫不夸张地说，这人并非是中国人的“西方面孔”，在当时中国的情报能力可以说是所有非华人中最顶尖的。
华尔顿对于整个国民党渗透究竟有多厉害呢？
比如蔡叔厚他能够在南京兵工署建立情报关系，发展楼震旦与杨余庆为情报员，这就是华尔顿的手笔，而在这里的情报回报就是：
他们获取了德国顾问赛克特设计的“梅花桩碉堡”战术方案，后来辗转传递至中共，为红军破解围剿策略提供了关键支持。
除此之外，于毅夫能够在北平行营担任秘书，凭借与张学良、张学铭的亲密关系，获取绝密情报，也同样是华尔顿的手笔。
除此之外，还有左翼文化人士袁殊、演员王莹利用社会影响力掩护活动，传递情报，华尔顿还协调情报站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合作，确保信息高效流转。
华尔顿与情报员单线联系，临时约定会面地点，确保安全，他亲自审核情报，筛选关键信息，通过交通员送往莫斯科或转交中共。而他的妻子埃莉也是他的得力助手，协助他进行报务，确保通讯畅通。
这是一台强大无比的情报工作，但是，任何精力强大的机械都会出现错误，更遑论是以人作为单位的情报系统，华尔顿组织如此庞大的网络，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人员审查的疏漏与关系的复杂性，为叛变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华尔顿情报站的危机始于1935年4月，源于陆海防兄弟的致命失误。
陆海防，湖南岳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生，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加入中共，后被佐尔格招募为情报员，负责翻译报纸材料。1933年佐尔格调离后，陆海防接手部分情报关系，包括与刘燧元的联络，并负责财务分配，地位显著提升。
但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叛变了。
而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曾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为人轻浮，言谈不羁，缺乏秘密工作经验。
1935年4月，华尔顿委托陆海防派交通员将一封德文密信送往武汉，交给武昌行营的刘燧元。可陆海防却违反原则，派遣毫无经验的陆独步执行任务，陆独步一登上长江客轮，便因张扬的言行引起特务注意。抵达武汉码头后，他尚未站稳即被逮捕，密信被搜出。
面对国民党的严刑审讯，陆独步迅速叛变，供出接下来组织的接头地点，也就是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而且时间为4月27日，具体的代号为“钱振华”。
随着这一切透露，华尔顿的情报网络出现了巨大纰漏。
陆独步的供词令国民党特务欣喜若狂，戴笠亲自部署，在太平洋饭店布下天罗地网，准备逮捕接头人刘燧元。
只不过暂时幸运的是，刘燧元忽然看了出来，也是他的警觉挽救了自己，为情报站争取了喘息之机。
刘燧元是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岭南大学读书，后留学苏联与德国，1933年底经萧炳实介绍加入情报站。他利用与内政部次长甘乃光的同学关系，打入南京国民政府，搜集围剿红军的方针与情报。
1935年2月，他调至武昌行营，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负责民政与法规，直接接触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他将围剿战况与政策密函通知情报站，由交通员传递。
4月19日，女情报员黄维祐寄出密信，用暗语通知刘燧元，交通员“钱振华”将于4月27日在太平洋饭店接头。4月27日，刘燧元携妻子曾菀前往饭店，敲开指定客房。茶房的异常热情、门外的陌生摊贩，令刘燧元心生疑虑。他果断放弃接头，带领妻子从侧门离开，随即前往照相馆销毁证件，筹划逃亡。
刘燧元向甘乃光请假，谎称父亲病重，获准后辗转北平、天津，抵达上海东亚旅馆。
他的妻子曾菀随后携带三个孩子，乘长江客轮赴沪，由甘乃光的同乡区伯雄护送上船。区伯雄出示行营名片免去行李检查，却无意中引起特务注意，发生了这个情况之后，黄维祐迅速介入，将曾菀转移至法租界沧州饭店，与刘燧元会合。
而夫妇二人得知陆海防叛变后，放弃返乡计划，辗转苏州、太原、济南，最终在冯玉祥庇护下逃往日本。刘燧元的机警与黄维祐的果断，为情报站保留了核心成员。
而陆海防的叛变，成为情报站覆灭的直接导火索，得知弟弟陆独步失踪，他未获华尔顿许可，擅自前往东亚旅馆探望曾菀。特务早已布控旅馆，误将其认作刘燧元，试探喊道：
“刘先生！”
陆海防惊慌失措，脱口而出：
“我不姓刘，我是陆海防！”
他的举动就此暴露身份，他也当即被捕。
面对戴笠的审讯，陆海防迅速崩溃。他供述自己为共产国际情报员，交代情报站的运作细节，包括刘燧元、萧炳实等人的角色。他主动带特务前往法租界大陆大厦，抓捕上级华尔顿。他的叛变牵连了黄维祐、陈绍韩、袁殊、王莹等人，导致陈绍韩被枪决，多人被捕。
1935年5月5日，法租界福煦路警车呼啸而至，法国巡捕与国民党特务押着陆海防冲入大陆大厦。华尔顿被捕时，身上无任何证件，仅有一把钥匙。他被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面对戴笠的亲自审讯，始终保持沉默。特务们轮番逼问，甚至动用刑罚，他仍一言不发，目光如磐石般坚定。
华尔顿深知，任何只言片语都可能暴露情报网的线索。他的沉默拖延了审讯进度，为助手转移文件争取了时间。
被捕后，华尔顿的三名外籍助手察觉异常，深夜撞开华尔顿公寓，搬走所有器材与文件，留给特务一间空荡的房间。而我党的相关部门获悉案件后，立即通过鲁迅先生、内山完造等渠道探听情报，迅速撤离萧炳实、陈翰笙等核心成员至莫斯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特务对于华尔顿不敢太过嚣张，因为华尔顿是苏联人，对于整个国民党的威慑力是很强的，国民党也因无法确认他的身份，不敢滥用私刑，审讯力度受限。
特务们只能翻遍上海，调查他的住址与关系网，却一无所获。
当时的报纸将他称为“怪西人”或“神秘西人”，比如《申报》就报道：“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陆海防等刺探军事秘密，案发被捕。”
这些报道看似暴露他的身份，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让整个租界的目光都放到了他的身上，国民党特务反而不敢有所动作。
当时间来到1935年8月，湖北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审判华尔顿，指控他指挥刘燧元、陆海防等人刺探情报，庭审中，华尔顿拒绝辩解，保持沉默。
也由于证据不足，旁听群众屡次质疑，法院草草判处他15年徒刑，对于这个判决，华尔顿并没有什么反对，而我党的同志们没有放弃对他的救援，因为不管怎么说，华尔顿对于我党武装斗争工作的情报有着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位非常可靠的共产国际战友。
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苏关系改善，苏联以援助为条件要求释放华尔顿。经苏方代表张冲与国民党谈判，他于12月获释，取道新疆返回苏联。
情报站的部分工作在重组后延续，为中共抗战提供了支持，这位曾经搅动上海的“怪西人”，也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留下了他独特的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