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是两位性格相悖的人。父亲纳口少言、不识字，母亲热情善谈、认识字。父亲性格固执、倔强，母亲性格开朗、明达。他们最大的差别是父亲对人像冬天的寒霜，母亲对人像春天的太阳。
在我们小的时候，很少看到父母拌嘴。因为那个时候母亲怕父亲，很少和父亲争辩。当然我们这些孩子也怕父亲，他很少讲话，也很少笑。
他们总是不能步调一致的做事情，甚至是相反着来。听母亲说：土地改革时，我们家还在农村。工作组来了，动员没文化的年轻人去夜校识字，也来家找父母。父亲坚决不去，母亲马上就去。学到三个多月时，父亲就不让母亲去了，说够用了，认那么多字没用，耽误干活。至此他们有了区别，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文化。因为有文化，工作组又动员母亲出来当积极分子协助土改，他们这时不再理会没有文化的父亲了。但父亲可以做母亲的主，不准去！他认为土改不讲道理。母亲怕父亲乱讲惹祸，吓得也不再和工作组的人来往，所以母亲失去了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一直到晩年她还说：“如果不是你父亲阻拦我当土改积极分子，我现在一定有了工作，而且也会入党，那就是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用眼睛瞪母亲一会儿，然后扭头转向别处，并且沉闷、不屑一顾地“哼”一声。父亲不满意的标志就是沉默着狠狠的瞪你，当然，如果更愤怒了就会骂人。
《松鹤图》35cm×61cm 1975年
上个世纪5 0年代初，我们全家搬进城里。父亲本来可以进工厂，但父亲要自己开木匠铺，说自己有手艺为什么要和没手艺的人混在一起。那时候母亲再一次要去参加工作，但父亲不让，说母亲要在家生孩子，他一个人能养活全家，并且说要生一打孩子。父亲的木匠手艺确实靠谱，几年下来，在吉林市最热闹的地段买了一套带门脸的大房子，一边做活儿一边销售。商品就是：锄把、镰刀把、擀面杖、锅盖、木箱、桌、椅、板凳，无所不有。但好景不长，公私合营时，父亲的小作坊被归到吉林市木器厂，父亲被定为七级木工，在厂里做供销员。而母亲则在家生孩子，十几年的工夫，一口气生了七个孩子，其中我和一个姐一个妹妹是一年一个连着生的。听母亲说，在大姐身后，还夭折了两个孩子呢。
1967年 全家福
在生活中，父亲和母亲有着许多不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父亲做事严谨，有条不紊；母亲做事随性，杂乱无章。如父亲单位每月都会送一两车木材的边角余料到家里，做为烧柴用。我们把这些烧柴堆到仓房就不管了，父亲会在过后一个人将这些柴火按长短、粗细、厚薄、宽窄分类码放。父亲抽烟，是那种自己卷的叶子烟，父亲不是到抽烟时现卷，而是在闲暇时卷出许多颗，卷的很好看，由粗到细，结尾处折一个跷起来的烟嘴，最后他还将它们排成几行靠边码放在抽屉里，很有装饰感。而母亲做事却没了这些耐心和条理。我初学画时，常常用图画纸临摹国画的狮子、老虎或仕女，母亲就会不顾长短、大小的顺手就用图钉将画摁在墙上，东一张西一幅。还有，每年春节前，家里要用报纸把墙和棚裱糊一遍，迎接新春佳节。而当这时也是学生放寒假前的期末总结，小学生的我每年都会得奖状，“三好学生”“五好学生”之类，捧着奖状回家时正赶上母亲在糊棚，她会毫不犹豫的抢下奖状纸贴到墙上，嘴里还说：“好样的，让大家看它一年吧！” 至于那地方是否对，贴的是正不正，那都不重要。
《小雪花你好》135cm×58cm 1983年
父亲、母亲对待生病的态度也不一样。父亲身体一直很健壮，但如果他生病了，却很是要兴师动众，一个感冒他会盖着大被，呼爹喊娘，让我们一会儿给他加被一会儿给他撤被，弄得全家人大气也不敢喘，一起紧张直到他病愈。还有，他吃丸药时，要捏成一个个小丸药粒，然后，再一粒粒用水顺到肚里。每次他这样吃药母亲就会装着看不见，免得露出轻视的笑容被父亲发现。平时没有病的父亲总说自己有病，常说的病是“骨质增生”。七十年代的我不知这是什么病，只是听父亲这样对别人讲。而瘦弱的母亲却很少说自己有病，我从上小学到上中学，每天早上都被母亲剧烈的咳嗽声惊醒，她有肺气肿和哮喘。家里每天做饭都是烧柴火，烟气弥漫令人喘不过气。她一大阵一大阵咳嗽让我紧张、揪心，很是不安，怕她真一口气缓不过来。但是当吃早饭时，母亲已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照常做家务张罗我们上学。
1971年 少年时代
每次遇上大事他们态度也不同。1976年我当知青时，被毒蛇咬了，回家时是中午，母亲正在吃饭，看到我举着红肿的手臂，问明情况，扔掉饭碗，就要领我去街对过的医院，但医院午休只能等待。这时父亲听到消息也回来了，他冷冷地看了一下我的胳膊，表情是焦虑的，随后却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仍然一言不发，转身坐到自己常坐的位置上，抽烟、叹气。下午医院刚上班，母亲和兄妺全家人拥着我去找医生，只有父亲没去，他是轻易不见生人的。有个中医老大夫叫王安培，外号“王大膏药”，是家传治毒疖子、毒瘤儿的，但他看了我红肿的臂膀说：“太晚了，如毒液转过腋窝，命就保不住了，赶快去找西医手术截肢。”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孩子还不到18岁，怎么能成为独臂的残疾人？声情并茂地围着老中医求助，最终老中医无奈，同意用膏药试试，但不敢保证能治好。母亲说：“什么结局都是我们自己负责，您全力以赴就行。”事实证明母亲的选择是对的。1988年，我与前妻离婚，怕父母阻拦，没有告诉他们。后来他们知道了，母亲第一时间就要从吉林市到长春去看我，父亲却暴怒，骂我也骂我母亲，并且不让母亲去看我。这时母亲不再听父亲的了，说：“别说儿子离婚，就是蹲监狱我也要去看他，看他住到哪了，怎么吃饭！”
《大雪》 210cm×90cm纸本设色1989年
父亲和母亲，在待人接物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家孩子多，每个人都把同学往家带，而母亲都是热情接待，并且我们兄妹的同学，有许多都成了母亲的朋友。但父亲却态度相反，他几乎不和任何一个来我家的孩子说话，甚至我母亲的朋友他也爱理不理。为此母亲在客人走后，向父亲抱怨说：“人家和你打招呼，你怎么没反应？”父亲连对这种抱怨从来都没反应。父亲也很少往家带朋友，仅有的几次，还是重复的那一、两位。我一直以为父亲不善交际，朋友少。但有一年因为近视，父亲带我去配眼镜。从河南街到大东门，一路走下去，在那条吉林市最热闹的商业街上，父亲居然带我进了许多店铺，并且哪个铺子里他都会有一些认识的人。说来也挺有意思的，他仍是寡言少语，只是简单对人说：我是他儿子，老二，眼睛近视了，去配镜子。然后，再静静呆一会儿，告辞。几乎每遇到的熟人都如此。但我看出了，这些都是父亲的朋友，因为按父亲的性格是不会和半生不熟的人套瓷的。再后来我明白了，父亲曾是单位供销员，这些朋友都是他的客户。
《又是一年春草绿》160cm×200cm 纸本水墨 1988年
有一天单位来通知，说父亲留在学习班了，让家里送生活用品去。我和哥用自行车驮着行李、衣服和洗漱用品去父亲单位。在一个很暗的大房子里，看到了父亲和其它他被关着的人。父亲的表情和平时没什么区别，见我们也不多说话，接了东西就让我们回去。父亲大约被关了一个月左右。但是从此以后，父亲就开始固执地做一件事情：写上告信，说他是冤枉的。邻居一个大哥哥被父亲缠上了，一直替父亲写这封信，但不管怎么写，都不合父亲意，总见他们再改来改去。有时大哥哥没在家，父亲就逼着我改，没文化的督促有文化的弄文章，怎么能写成呢？后来我就下乡了，不知道他们写上告信的马拉松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小村，又一个秋日》130x98cm 1991年
父亲和母亲一个愿意说话一个不愿说话，所以我对他们的经历的了解有所不同。母亲把曾经的许多事情讲过数遍，而父亲很少讲过去的经历。我曾见过年轻的父亲，穿着中山装在故宫拍的两张照片，而且是上颜色的照片，但从来没听父亲讲过去北京的事情，是因为不善言辞，还是不想说？父亲的世界一直被他封闭着。
《塞外，春天还不曾苏醒》234x173cm 1995年
父亲和母亲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勤劳、能干的人。印象中母亲除了做饭和出门，其余的时间都在做衣服。那时家里有个老缝纫机，我们这些孩子的衣服、裤子，都是母亲做。她一个人又裁又缝，又拆又补，终日的忙碌着。父亲在工厂怎么干活我不清楚，但凡节假日父亲都是在家收拾老房子。房子刚买时是个门市房，前面有个门脸，摆着父亲做的各类木制商品，晚上像其他买卖家一样，要上一块块的门板。公私合营后，没有东西卖了，父亲就把那地方改成仓库。后来孩子长大了，父亲又在那砌了一铺炕，我们住的屋变成了有对面炕的大房间了。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后院建了厕所，在厨房接了自来水管，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普通百姓家，这是奢侈的生活设施，邻里家是没有的，所以几家比较好的邻居都来我家挑水和上厕所。父亲退休后更是对这房子折腾不休，这个老房子代表了父亲的勤劳和本事，也是父亲为我们建造的乐园。在我们童年、少年、青年的岁月里，那是座永远有快乐的大房子。
《北方秋天的肖像之二》 137x68cm 2004年
父亲一生说的很少，做的很多，一个人挣的工资养活着我们这么多人。难怪他凡人不理，难怪他动辄发火，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物资保障者。他一直在做着一件事：让这个家平安、牢固。
8 0年代末，父亲把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卖了，把钱分给了子女们。儿子分的多，女儿分的少。卖掉房子的父母在城乡结合部的黄旗屯租了一个很小的农屋。过年的时候我曾回去住过两次，我把父亲分给我的卖房子钱为他们买了一台大彩电，大电视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显的那么不协调。看着白发苍苍的父母在小屋转悠的身影，我心里很难受。
1993年 袁武在中央美院读研时
1990年我又结了婚，在长春有了一处两室一厅的新房子。我回去接父母，父亲不愿意来，母亲一定要来。我当时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想来和我们同住？现在我开始理解父亲了，他不愿意离开生活几十年的吉林市，那里有他的朋友，有他熟悉的街道。他也不愿意到儿子家去住，他当了一辈子家长，他是挣钱养活全家人的“掌柜的”（母亲曾经这样称呼父亲）。我想我这样理解父亲是对的。
父亲在晚年的日子里，性格有所改变，不再是终日蹙着眉头冷着脸。见人还是很少搭言，但却能有笑容了。我不知是因为住在长春感觉不是他自己的家，还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他来养活，他就失去了霸气和自信？
《母亲看我画小平》创作照2004年
至今我的工作室还有一桢照片，拍的是在家的一张有许多菜肴的饭桌前，好像是在过年，我正在倒酒，父亲站在边上看着我微笑，那么挚朴、和善。这是壮年时父亲很少有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我觉的晚年平和的父亲好像把他一生的强硬、固执都遮盖了。他1990年到长春，95年就病逝了。想到他过早的故去，我就心痛。相比之下搬到长春的母亲如鱼得水，我长春的朋友马上成了她的朋友，在社区的秧歌队母亲成了主角，她本就热爱文艺，又识文断字，竟然自己编顺口溜，在秧歌队里表演。97年她和妻子、女儿一起被我接到北京。母亲和我们在北京生活十年，八十三岁时她说：有“坎儿”要回老家，不想死在他乡。我说好，等过了“坎儿”再回北京。但事后，母亲并没再回北京，毕竟，老家子女多会更有意思。她的开朗和大度，使她长寿，母亲比父亲多在世了近二十年。这是她的福分，更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
《母亲看我画小平》260cm×200cm纸本设色2004年
我的父亲母亲是中国最普通的父母，他们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养育了我们，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守护着我们。父母的心血是我们的生命源泉，父母的辛劳是我们长大成人的保障。父亲的终日劳作使我们有了温保和健康，母亲的精心呵护使我们有了快乐、自由和无忧无虑的追梦时光······
今天，我每每回忆父母的时候，总像在无边的海洋里游弋，往事像浪花一样在我眼前一波一波的开放。我的父亲、母亲就是海洋，我是他们放逐的一只帆船，在他们开辟的海域里，我将一直漂泊……
海有多大我的航程就有多远。
文/袁武，2023年8月9日写于开往加勒比海的“海洋绿洲号”游轮上，来源：三惜草堂书画馆）
《人流》局部一 317cm×144cm 纸本设色2008年
《人流》局部五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乡村的齐白石》 200cm×100cm 纸本设色 2010年
《老人与牛之一》145cm×145cm 纸本设色 2011年
《在朱耷山水上耕种》340cm×340cm纸本设色2011年
《大风歌》 460cm×320cm 纸本设色 2016年
《庚子日记·春光有限》 235cm×385cm 纸本设色 2020年
《牛年》 240cm×200cm 纸本设色 2021年
《牛子厚像》97cm×185cm2024年
艺术家简介
袁武，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4年本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95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
历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北京画院执行院长，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亨受“国务院津贴”。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6、7、8、9届理事。现任中国美协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作品曾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铜奖，第八届美展优秀奖，第九届美展银奖，第十届美展金奖。曾担任全国美展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中国画评委。 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