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有一座桥梁，能够联结美术史与考古学这两个姊妹学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为中国美术史的整体叙事框架提供了重构的可能；而美术史更为开放的分析方法，也为考古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这两个学科的交错地带——或称为美术考古学，或称为考古美术史——正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学术生长点。
刘敦愿、杨泓等考古界前辈年轻时皆拥有扎实的绘画功底，精于视觉分析。我年少时也满怀对绘画的热情，成为考古学的学徒，受惠于老一辈学者的熏陶。考古学训练要求研究者以严谨科学的方法发掘和分析物质遗存，美术史则关注其中蕴含的创造力与精神追求。因此，我理想的一种历史写作，是从考古学入手，搭建其骨架，再从美术史着眼，赋予其细节与温度。
《小石匠：云冈的故事》封面
这种学科的交融不仅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实践中。诸多重要遗址已成为多个学科共同开掘的基地。公元5世纪中叶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便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硕的大型石窟群之一。近代以来，云冈汇聚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建筑史学家、艺术家，以及常年从事文物保护的科学家们的多重眼光。不同的视角彼此交锋，拓展了对于云冈的研究。而进一步的深化与突破，又离不开学科间的理解与协作。
每年，我都会带学生到云冈石窟考察。在前往石窟的大巴车上，我便开始讲述梁思成、宿白等前辈对云冈研究的贡献；在石窟现场，我常常叮嘱学生多花些时间，静心凝视一尊造像，启发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发现那蕴藏了千年的美好，倾听古代工匠开山凿石的“叮叮咚咚”。年复一年，我们身边的同行者越来越多，昙曜五窟前，摩肩接踵，联袂成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意识到，除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那座桥梁，还需要有第二座桥梁来联结学术写作与文化遗产的推广普及。而第一座桥梁所强调的跨学科意识和由此养成的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破除专业壁垒，还可以支持我们尝试面向公众的写作；反过来，公共传播也倒逼我们放下成见和定式，直抵问题的本质。
从2022年开始，我与几位年轻画家合作，聚焦云冈、悬空寺、敦煌、外销瓷等主题，创作一系列儿童绘本，试图将学术的“方言”转化为大众的“普通话”。在《小石匠：云冈的故事》中，我们将考古学分期“转译”为两代石匠的奋斗与成长。凉州来的老石匠是丝绸之路沿线不断变化的艺术风格的化身；小石匠稚嫩的作品正酝酿着石窟艺术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与小石匠一起玩耍的鲜卑族小姑娘妙珠身着华丽的丝绸，他们一起看云起雪落，看草长莺飞，从生活中获取新的艺术血液。在故事中，我们改变历史写作的主线，让史书中缺席的小人物，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创作过程中，我与画家朋友一起进行现场调查，仔细研究考古报告中的数据和图纸。所有的转换，都力求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接下来的几个故事，还讲述了那些无名劳动者的热爱、执着、勇敢、自信、快乐与牺牲。这种“小人物视角”让历史有了温度，也揭示了文化遗产的本质：它们并非天才的灵光乍现，而是无数人辛勤劳作的结晶。
当下，西方博物馆正面临年轻观众流失的困境，中国的“文博热”却持续升温。中国年轻一代对文化遗产的热情，既源于经济发展与文化自信，也暗含对历史滤镜的依赖。美术史与考古学研究正迎来重要机遇，也肩负着重要责任。学术研究需加固第一座桥梁，深化考古学与美术史的融合。搭建第二座桥梁时，既要创新形式，更要深耕内容。让一件三彩俑在手机屏幕上跳舞，只是一种技术和方法，真正的“文物活化”还需要以学术力量支撑，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史的多维视角，挖掘文物承载的人的情感与价值理念，使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文/郑岩（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编辑/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