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
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同为德国“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是一个拥有无穷探究心的人，看到自己的思想和名声被贴上了一个时髦标签，他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尤其是那个标签被用来指称太多不同的哲学思想时，以至于往往起不到说明的作用，反而徒增困惑。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自己最有名的著作选择了《存在主义哲学三讲》（Existenzphilosophie: drei Vorlesungen）（瓦尔特·德古意特出版社，1938）这样一个书名。
在当时，德国的学院派哲学的主要关注领域是高度技术化和细节化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而雅斯贝尔斯关心的是一个大问题，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知识论（尽管绝非与知识论无关），那就是人，以及人与自身、人与宇宙的终极关系问题。“世上只有一种哲学，它是万古长青的，”在前面提到的演讲中他说道，“所谓的存在哲学，只是它的一种新形式。”
“‘存在’一词如今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偶然。因为它突出了哲学几乎被遗忘的目的：我，作为一名思考者，以一种指向内心的方式去理解我自身的存在，从而体悟和领会实在的起源与本质。这种哲思的形式，旨在寻找一 条回溯到实在的路，摆脱单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摆脱常规的言说方式，摆脱习俗惯例和角色扮演——摆脱一切区区的前景和表象。存在是指向实在的概念中的一个，索伦·克尔凯郭尔（Soeren Kierkegaard）赋予了它的调性；唯有彻底地做自己，方可把握实在的真相。”
雅斯贝尔斯能达到这样的哲思深度，是受了多方面的影响。由于现在的人喜欢将学者的研究工作按照院系分门别类，所以人们至今还不太了解雅斯贝尔斯从业生涯中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事实：在学习了法学和医学之后，他的从业起点是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撰写了精神病领域最著名的德文教科书之一[《精神病理学通论》（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该书出版于 1913年，之后迅速推出了多部新版，还被翻译成了法文。这方面的训练不仅让他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得以精当地探讨高等教育的科学责任问题，还有一点或许更加重要，它赋予了他对于人类存在的超物理层面的深刻洞见，所以他既频繁强调经验科学的伟大，但也常讲其局限性。另一个影响来源于他与两位思想家的邂逅：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两位思想家对人与自身、人与人类文明、人与人类社会、人与终极存在之间的关系发出了追问，其追问的彻底程度大概是19 世纪的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尽管他们两人的问题视角截然相反）。
但是，为了说明雅斯贝尔斯的独到之处，或者为了说明其他任何一位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独到之处，如果仅仅参考他在自身哲学思想形成阶段所受到的影响，那肯定是片面狭隘的。因为凡是有创造力的人，他在吸收外来建议与灵感的同时都必然会加以改造，哪怕他对这些养料怀有感激之情；他还会拓展自己的探究范围，朝着自身事业和个性的固有方向迈进。雅斯贝尔斯现年74 岁，回望人生，真可谓著作等身：（这里只涉及他的哲学著作）从宏大思想体系的心理学基础到现代认识论问题，从具体人物的个性分析（例如尼采）到对文明与人类历史整体意义的全面综合考察。
他的思想如此广阔，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探讨高等教育的理念与理想呢？
我若是想在这篇序言里，替读者总结他即将要阅读的书，那真是荒唐可笑。我这里只做两点评论。
第一，尽管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并未直接提及存在主义哲学，但有心的读者会察觉到他对存在主义的探索。在开篇第一页，作者就申明了全书的宗旨：大学是一个可以自由探寻真理和教授真理的地方，人们可以无视一切想要限制这种自由的人。如果用雅斯贝尔斯（在上文中）给出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解释的话，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必须允许人通过本真的（authentic）思考与生活来找寻自己，“摆脱常规的言说方式，摆脱习俗惯例和角色扮演——摆脱一切区区的前景和表象”。
第二，雅斯贝尔斯强调大学扮演着守护真理的共同体这一角色，这是承接了自康德《系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1798），以及深刻影响了欧美自由主义神学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探讨大学精神的著作（《大学漫谈 》，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Universitäten，1808）以来的传统，德国大学之伟大，正在于这一传统。
尽管德国或许可以声称，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是第一个认真对待斯宾诺莎（Spinoza）当年在《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670）中发出的思想自由呼吁，但德国绝不是唯一一个贡献出探讨大学理想功能的伟大著作的国家。在法国，学术自由在旧制度、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曾经历漫长的压抑，到了19世纪中叶及之后，有两位同样受到德国思想影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和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恢复了法国高等教育的荣光。大约在同一时期，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开始从漫长的沉睡安逸中觉醒，纽曼枢机主教（Cardinal Newman）写下了他的名篇《大学之理念：定义与说明》（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1859）。在雅斯贝尔斯发表本书第二版之前两年 （1944 年），西班牙人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 《大学的使命》（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面世。对加塞特来说，祖国不是安居之所，他只好选择将全世界作为自己生活与思想交流的场域。
但写到此处，我们不禁要产生一个悲观的反思。欧洲大学既然有如此高蹈理想的传统，面对独裁者的进攻，为什么虽然有部分教授勇敢反抗，众多欧洲国家的大学还是可耻地土崩瓦解了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极权政府为了达到消灭人类自由的目标，手段残酷，无所不用其极。大学没有枪炮和军队，而且不管手段合法与否，都可以被关闭和噤声。
第二个原因，除了少数例外，欧洲大学教授极少关心学术生活与它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我看来，德国学者尤其如此，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大的功劳。德国学者真的以为有一条悠久神圣的传统庇护着自己， 永远有一个富有善意和敬意的政府为自己挡风遮雨。不仅如此，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只要做到“功成名就”——当然，这并不容易——甚至还会获得很高的收入。 于是，他们不理解自由要用警惕心和愿意牺牲的决心换来；他们将崇高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看不到或者说不愿去看学术界上方集聚的乌云。
尽管如此，只要一个理想符合人类的真实目标，那么它的真实性就并不会因为一时被软弱的人所抛弃，而有一丝一毫的减损。假如世上不存在永远无法充分实现的目标，没有它们来挑战和鞭策人类的良知，那么文明的边界就永远不会推进。尽管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与卡尔·雅斯贝尔斯齐名的哲学家背弃了自称信奉的理想，诚为德国思想界的不幸，但雅斯贝尔斯本人挺直了身躯。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他依然代表着古罗马人口中的“勇毅之士”（vir fortis et constans）。他不仅谈论真理：他生活在真理中，对于任何一个可以算得上懂得真实生活和本真生活的人，他总要求他们这么做。
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不好翻译。我们之所以要将《大学之理念》翻译成英文，不仅仅是为了给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研究专著增添一本新作，此固毋庸赘述。我们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他经历了多年的压迫与苦难，如今得以再次表达他对于恒久的、归根结底不可能被压抑的真理价值的信念。我们应当以此为鞭策，去批判地审视我们自身的处境。
一方面，美国大学是分权体制，还有许多顶级学术机构独立于国家部门和政党，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某种抗拒政府暴虐的保障。另一方面，美国高等院校依赖于私人捐助的局面也并非总是人人乐见，校长们不得不去拜访并不真心关注学术自由，有时甚至对学术自由心存疑虑的富豪。我们还记得20 世纪 50 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Senator McCarthy）主持的听证会。为了应付公共关系方面事务和接连不断的琐事，学校的行政人员逐年增多。我们有时都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觉得没有办法将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那些超出纯粹功利主义以外的价值，灌输给日益庞大的学生群体，或许甚至都很难让我们的同事相信。我们在思考，大学里到底还有多少空间能留给学术创新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沉思的德性。我们可能还会痛苦地问自己——我们的高等院校如何才能在反独裁斗争的考验中屹立不倒？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大学连小国都敌不过。
有人说，我们的高等院校有许多表面上的劣势，这些劣势让学府得以接触现实世界的兴衰与尖锐——这种接触经历并不总是让人高兴——而且或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我们了解“实在的起源和本质”并栖居其中的经验性手段。这种说法也是不充分的。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存活至今，原因或许并不是我们的内在优势，而是有利的历史和政治形势。确实，过去30 年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探讨人文学科的价值和文理关系的著作，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自我省察的驱策迹象，这种解读或许是正确的。谢天谢地，我们竟然有勇气去尽情嘲笑自己的弱点。
但平心而论，我国还少有能与施莱尔马赫、纽曼、奥尔特加·加塞特或雅斯贝尔斯比肩的著作。在我国的1500 多所大学里面，其中有许多根本谈不上做出了任何学术创新方面的贡献。这是有原因的：美国发展出高于旧式学院（介于中学和真正的学术教育之间的一种机构）的高等学府只有两代人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身上还残留着旧式教育的痕迹：在学习过程中，希望指导学生的每一个步骤，规定阅读文献，通过死板的考试流程来掌控学业进展。这一切都与刚刚提到的人物所表述的高等教育理念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尽管我国有一些伟大的大学校长发表过个别深刻有力的宣言，但他们更关心的还是教育政策，而非哲学问题。另外，我们喜欢组成委员会开展工作。尽管这种工作方法或许有实践角度的好处，但最终却必然在终极问题与深刻信念上打折扣，乃至完全避而不谈。“报告”中很少会提出 “存在主义”问题。
我们选择用什么术语来指代实在，这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存在主义在这方面并没有垄断权。但是，只有我们勇敢地去参加这场斗争，大胆地去表达，高等教育和民主社会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水，实现内在的新生与生产力的提升。
哈佛大学
罗伯特·乌利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