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下午5时，据守天津城北部的敌第151师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宣布投降。
至此，历时29个小时的天津战役正式落下帷幕，实现了刘亚楼在战前许诺的30个小时拿下天津的豪言壮语。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天津战役是大获全胜的一仗，东总在事后战报中，却带有几分严厉，直言现在部队作战有种坏作风。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
1948年11月初，东野在打扫完战场后，迅速挥师入关。
同年11月9日，中央军委给东总发去了一封数千字的长电文，要求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同时指挥东野以及华北野战军、冀中军区部队。并将平津战役等具体的安排部署作了明确指示。
刘亚楼最初只是在平津战役总前委，协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工作，负责制定战役计划。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傅作义嫡系35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张家口7万守军也全军覆没，为整个平津战役开了个好头。
1948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平津战役总前委：
“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在傅作义一字长蛇阵的部署中，塘沽确实是个重要的关键点，解放塘沽就意味着切断了傅作义大军从海路南逃的通道。
刘亚楼很早就读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文，也从心底里赞同这一决策，但后来经过现场勘察后发现，他改变了这一看法。
当时，负责主攻塘沽的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给总前委发报，打塘沽可能会造成敌人加速东逃，于战局不利，因此建议缓攻，刘亚楼立刻驱车至一线，实地侦查后发现：
“塘沽以东、以北地形开阔，盐田连绵，纵横的河流，不能构筑工事，不便于大部队运动。国民党军当时就把军舰停在海上，敌十七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军舰上，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塘沽敌军5个师就能迅速上舰转移。”
刘亚楼最担心的是，塘沽一旦开打，敌人可能会不顾一切南逃，届时平、津两处增援的敌军甚至可能不与我军交战，直接从塘沽登船南撤，这样一来，中央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的筹划将宣告失败。
相比之下，打天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当时、傅作义私底下正与我军和谈，天津一旦打成胶着状态，傅作义就可能会有更多筹码与我军谈判，另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天津守备坚固，傅作义很有自信，认为我军短时间内拿不下天津，这样一来，他也就不会急于南撤。
刘亚楼的主张赢得了平津战役总前委的认可。
1948年12月29日晚23时，中央致电平津战役总前委：
“同意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5个纵队先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二
就在战役计划敲定以后，刘亚楼主动请缨指挥天津战役。
针对天津南北长、东西短的特点，刘亚楼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的作战方针，当时天津的城防部署已经由地下党送出城外，所以刘亚楼在布置天津战役时，有了更多从容的应对。
为了迷惑陈长捷，刘亚楼故意调集炮兵部队在天津城北，营造将要从北面进攻天津的态势。
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的陈长捷当然不知道，他自诩“固若金汤”的防御已经漏洞百出，尽管他对自己的防御很自信，但在战前还是和谈为名义，派人出城打听我军主攻方向。
刘亚楼将计就计，故意在出发去谈判地点多绕了一圈，比预定时间还迟到了20分钟，好让陈长捷错判他指挥部的位置。
应该说以当时东野的火力，拿下天津也只是时间问题，在天津战役进行时，东野集中了500多门火炮，几乎就是瞬间就撕毁了天津外围的碉堡、铁丝网
也许唯一困难的地方还是在于突破天津的护城河。
陈长捷为了固守天津，下令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并堵塞了护城河的出水口，致使护城河河水暴涨，虽然时值寒冬腊月，但他每天命人敲碎护城河面的浮冰，防止河水冻结。
那时候天津的老百姓出城都需要划船，更不要说我军。
据刘亚楼女儿刘煜鸿回忆：
“部队发动军事民主，让各个班排练都想办法，怎么过河。父亲在城南走访了十几位老乡，最后从一位放牧的老人那里知道，南边有个水闸，被守军关上了。父亲马上派部队把水闸打开了，水流走了，护城河的水马上就冻上了，战士通过就很方便了。”
为了了解天津城周边实地布防情况，刘亚楼不顾危险，亲自到一线巡查。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进攻前夜，发生了件趣事。
刘亚楼带着两名参谋抵近天津复兴门巡查，在途径一处坟地时，遇到了天津国民党守军巡逻队。巡逻队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刘亚楼一行人，瞬间数道手电筒的光芒就打在刘亚楼身上。
也是多亏了刘亚楼机智，还不等对方有所反应，他先喊了一句：
“什么人？不怕暴露吗？赶紧回去！”
对面国民党军巡逻队被这一嗓子也喊懵了，半天没有说话。
趁着对面愣神的功夫，刘亚楼用带着的冲锋枪打了对面一梭子，立马撤了回来。
事后警卫员忍不住埋怨：
“不让你去，你非要去，好险呐！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代？”
刘亚楼却哈哈一笑：
“这倒是好兆头嘛！仗未打响，主帅险些被擒，说不定仗一打响，我们就把陈长捷生擒！”
不久之后，东总也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101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前指：
“你要考虑你的身份，你出了事是革命的重大损失，不要逞个人英雄主义！”
多年以后，刘亚楼还绘声绘色的讲给刘煜鸿听：
“我差一点就提前进城了，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城了，成了陈长捷的俘虏。”
三
有意思的是，天津战役胜利后，东总在随后的战报中特意提到了东野部队存在的问题。
刘亚楼战前亲自侦查敌阵地固然勇武，但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当时东野诸多将领阵前打的兴起往前冲的。
负责攻城的一纵2师（38军113师）在巷战中受阻，时任师长的贺东生立马就坐不住了，巧的是当时一纵副司令员曹里怀（38军副军长）也跟着到了师部，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上前线。
恰好师部门口停着两辆刚缴获的坦克，曹里怀、贺东生两人商量过后，带着参谋、警卫就钻了进去。一路上逢碉堡就炸碉堡，逢大楼就炸大楼，一路平躺过去。
两位首长倒是谈笑风生，却把随行的警卫、参谋吓得够呛。
时任一纵司令员李天佑（38军军长）得知情况，气得在后面跺脚：
“这个......这个贺东生不要命了？！哪有师长开着坦克打先锋的？！”
除了部分军师级首长脱离指挥位置外，负责进攻的各部队也出现了争抢头功，没有按照战前制定的计划执行，致使部队伤亡过大的情况。
当时，一纵突破东侧口子后，随后来的各师全都挤了上来，导致人员过于密集，二师侦察兵刚把旗子插到高处，就被随后部队误认为是已经占领了该处，疯狂的向上进攻，造成了部队伤亡过大的情况。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天津的解放，但对整个华北而言起到的作用却非常大。
就连毛主席后来也说：
“拿下了天津，华北的问题解决一大半了。”
天津战役起到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抑留傅作义在华北，唯一跑掉的就只有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的十七兵团五万余人，他们当时就在港口，天津一失守就上了船，想拦也拦不住。
如果按照一开始计划进攻塘沽的话，一旦战事不顺利，傅作义的确有可能经塘沽迅速南撤，届时我们连阻拦一下也不能。
选择天津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让傅作义感到紧迫，使得他仍然觉得在与我军谈判过程中显得游刃有余。
天津拿下后不久，塘沽即获得解放，傅作义也就失去了从海路撤退的可能，唯一剩下的就只有经平绥线西逃，但能不能逃得掉还是个问题。
刘亚楼1929年8月入党，同年9月参加红军，从班排长一路升任至师长，参加过直罗镇、东征等一系列战役，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到了苏联，等于说错过了抗战。任东野参谋长期间，也只是协助东总工作。
换言之，刘亚楼作为一员战将，在天津战役之前，他是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兵团作战的经典战例的。
天津战役也成为刘亚楼生平最经典也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