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朝，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下层社会中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本文转自作者知乎，原题为《平民社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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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前的中国和宋朝以后的中国有个很大不同，那就是从“贵族—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
直至唐朝，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中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黄巢起义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
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着门阀士族制度的瓦解。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隋唐为了保证当朝权贵和高官子弟的特权而创立了门荫制度，就是说高官和贵族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都可以根据他们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公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因此宋代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说，宋代政府是一个权力开放型的政府，每个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过笔头子为自己博取一个官位。
在唐代称一时名宰者的二十三人，绝大多数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赵普等四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三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欢象征贵族的牡丹，而是欣赏起代表平民的朴实的枣花。王溥的《咏牡丹》诗，词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历史学家大多承认，从唐到宋，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其重要程度，可以与从战国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平民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到了宋代，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因为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赵匡胤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以进一步强化皇权。北宋皇权之重导致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后掌权的情况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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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中国历史上选择一个朝代穿越回去生活，那我们显然应该明智地选择宋朝，而不是名声更为显赫的唐朝。
唐代的长安和宋代的汴梁，生活的方便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的。不光是长安被一圈高大的城墙环绕，长安城内还分成了一百多个封闭的小城：唐代实行里坊制，城里被划成一百多个里坊，每个一里以上见方的街区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一个小城，只在四方开四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因此如果你穿越回唐代，骑马走在长安大街上，如同李白那样，“车傍侧挂一壶酒”，“醉坐雕鞍歌《落梅》”时，你实际上只能看到一堵堵高大的坊墙，看不到什么灯红酒绿、万户千家。这就是所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为了便于管理，使“逋亡奸伪无所容足”。
当然，这不是唐代的独创，而是继承。里或坊至迟汉代即已出现，汉长安城中就有一百六十个“闾里”。现存有关里坊具体制度的记载，最早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魏书·世宗纪》），目的是“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虽然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是确实有利于国家控制治安。
基于同样的理由，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的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国家批准的东西二市。和里坊一样，这两个市场周围同样由四米厚的高墙环绕，四向开四门。所以在唐代生活是很不方便的。炒个菜炒到一半，发现没酱油了，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我们随便选一个地点，比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的丰安坊十字街附近，那么距离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沿十字街从丰安坊西门进入大街，走过五条横街后左转入延康坊和光德坊之间的街道，从西市的东南门进入，要走上整整六里地，来回就是十二里。
而且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才开市。每天中午时分，两市各击鼓三百下，各家店铺开始营业。而太阳落山前七刻，两市敲锣三百下，店铺必须关门，顾客必须回家。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么太阳已经很高，还在市场外面待着不进市场呢？因为还没到中午，没有开门。
当然，这也不是唐代的独创。汉代长安城市内的交易就必须在东西市内进行，且设有“司市”。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夜禁，也就是宵禁制度。今天的宵禁制度一般在战争状态、全国紧急状态或者戒严时期使用。而在唐代，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黄昏，街鼓响起，每个里坊的四门都要关起，禁止人们出入。“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长安各条大街上人声绝迹，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门才可打开。夜禁期间，城中禁军整夜在城内巡逻，捉拿违犯夜禁的人。要是天已经晚了你还没赶回家怎么办呢？只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蹲一宿。如《太平广记》中有一段描写：“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只能跑到桥下面睡一夜。唐传奇《任氏传》写男主角郑生天将晓时辞别任氏后，“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夜禁制度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周礼》中即已有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北宋末期的东京，夜市繁盛。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虽然仍有坊的名称，但已没有坊墙，坊只是一个管理单位而已。后世的牌坊是里坊制的一种遗迹，代表原来的坊门。
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商店多沿街道水道自然设置，铺面向着大街，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沿门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正如这些现象所显示的，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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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
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苏平仲文集序》）“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民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于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清明上河图
因此宋代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穿越回宋代，你可以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博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从秦汉到唐宋，中国文明一直在进行自我调适，特别是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唐宋变革”。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史》）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远远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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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是统治者的开明。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说：“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在平民社会，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影响更为直接。
虽然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脑筋动到极致，但是赵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事实上，“开明专制者”这个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审时度势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历代皇帝当中除唐太宗外无人能及。
赵匡胤
在抑武的同时，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将，那么就必须依靠文臣。虽然对文臣不忘防范，但是与对武将的恐惧和厌恶比起来，赵匡胤对文人们的提防心却小得多。在与宰相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赵匡胤曾这样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帝王与大臣的一条不成文约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经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宋代文人则说：“待士大夫有礼，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贵耳集》卷二）在经历了百年武人的摧残和压制后，到了宋代，士人们终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有一次，名臣程颢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说，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一听大不高兴，当场指责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书》卷七）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学问时，则明确承认：“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这既说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说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态。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过这样几个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
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时，曾经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皇帝的恩人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的大臣，居然都不认为这是跋扈之举。
在这种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就是遇到重大问题，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然手握全权，并不乾纲独断。所谓“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却扫编》卷中）有的决策，朝廷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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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显。北宋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在权力体系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使得士大夫群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这种责任意识的真实写照。王禹偁诗云：“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对酒吟》）在国步艰厄之时，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也确实尽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这一保障和“与皇帝共天下”的责任感，宋代大臣的胆子都相当大，在皇帝面前敢于直言。建隆元年（960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一位官员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急忙跑出来接见，却发现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兴，说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急事，却害得我停止弹雀跑出来一趟。那位官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家伙什儿砸在大臣嘴上，打落两颗牙齿。那位大臣拾起牙齿，装入怀中。赵匡胤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你还想告我吗？大臣不急不忙地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赵匡胤一听马上冷静下来，立即换了副笑脸，给这位大臣赔了不是，并且赐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时期，进谏之风更炽，有一个小小的县尉竟然上疏，说皇帝的后妃太多了，应该减少点。皇帝听了，感觉自己很委屈，他对大臣说：“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就是说，加上扫地的做饭的，我后宫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减少，人手就不够用了。地方小官，对宫内情况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处理此官，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时，因为国家救灾不力，田锡曾这样批评皇帝：“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孤负百姓也。”宋真宗并不以为冒犯，反而听取他的建议。漳州通判王迈更为离谱，居然敢对着宋理宗破口大骂他老爹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话说到这个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脑袋，在宋朝却安然无恙。王伯大则干脆直接骂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论居然也没有受到严厉处理。宋高宗时，更有监察御史方庭实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这种“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种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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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的理性，还表现在舆论管制的宽松上。
宋代的读书人言论自由度很大，可以随便批评时政。比如郓州“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没事聚在一起批评官府、谈论政治是郓州读书人的最大爱好，有人甚至敢于当面给官员起外号。
宋真宗时，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
也就是说，有一个叫王行的读书人，在路上指着宰相大骂：“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你还领这么高工资，你好意思吗？”拿着书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脑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却说，他说得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怎么也考不中进士，一着急居然献诗给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据，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将其逮捕上报，宋仁宗看来却只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既然你那么想当官，就给你个官当当吧。结果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惭恧而死”。
宋代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文艺界经常上演讽刺现实的剧目。比如“参军戏”就专门讽刺“龌龊无能”“昏不任驱策”的庸官，以及“诛求刻剥，猥迹万状”的贪官。朝廷对此没有限制，既然老百姓爱看，就可以随便演。甚至宫廷内专门给皇帝演出的戏班也编了不少讽刺现实、拿宰相开涮的小品。王安石变法之时，著名的小品演员丁仙编了小品，专门讽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刚强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气，“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结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进自己弟弟的王府保护起来。宋高宗时，有人编了一个讽刺秦桧走后门让儿子成状元的节目，“四坐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秦桧也无可奈何。宋徽宗看戏时，戏子在戏中公然批评朝廷政策乖张，“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宋代人还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宋代是印刷术迅速发展的时期。明人胡应麟曾言：“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宋代还出现了报纸，专门报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办的报纸：“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南宋时，小报已经成了最迅速的消息来源：“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说，小报登的是谁谁谁被召入宫中，谁谁谁被罢了官。朝中公文还没下发，小报就已经先登出来了。当然，有一些消息缺乏准确性，“其说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见宋代也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小报因为需要量大，发展极快，甚至有了自己的传播系统和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大赚其钱，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
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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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宋代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人性化治理的高峰。有宋一代的政治，对人的自由、尊严更为重视，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宋代人享有的各项基本人权，是此前此后许多时期无法比拟的。宋代人权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是奴隶制的基本废除。
虽说中国很早就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是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隶或称奴婢现象。上层社会大量使奴唤婢，而且奴婢的社会地位十分悲惨。即使在号为政治非常开明的盛唐，法律也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名例律》）就是说，奴婢与牲畜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唐律疏议·户婚律》），生死掌握在主人手里。
宋代虽然也沿用“奴婢”一词，但宋代的“奴婢”和以前朝代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阿姨”或者“司机”。他们不是主人家的私产，而是自由民。宋代法律规定，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和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就解除了，双方地位完全平等。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代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十年：“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
因此在宋代，雇主不能像以前的朝代那样随便处罚奴婢。《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二年（1005），“驸马都尉石保吉不时请对，言仆人张居简掌私财，有所侵盗，愿赐重责。上曰：‘自有常典，岂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也就是说，因为仆人偷了他的钱，驸马石保吉大怒，向皇帝请旨，想要在法律规定之外，从重处罚。这样一点小事都要请示皇帝，而且皇帝还拒绝了他“法外加刑”的请求，宋代的政治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出于对人命、人权的尊重，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略（强卖）人之法，最为严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重处：“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这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视，要超过几百年后的今天。《历史研究》的作者，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