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底的一天，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达豪集中营里，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捕的华裔建筑师华西蒙（Simone Hoa）发现，自己醒来时已经过了早上8点，她马上意识到这很不寻常——自从她去年9月被转移到这里以后，每天都会被很早唤醒去工厂工作，她还发现那名她时刻警惕的纳粹副营长不见了。随后她和600名女性被转移，路上她们得知这是一次通往自由的迁徙——收音机传来盟军逼近的消息。美军抵达后，她们被安置在湖边度假村，并在那里停留了大约15天。
▲ 离开集中营不久的华西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从地狱到天堂的这15天里到底是怎样的复杂心情，华西蒙没有描述，只把一些无法抹去的记忆独自保留了下来——她一直保存着一个盒子，里面是一些“小圆片”，那是在集中营的狱友们用从拆卸的零件中取出的硬纸板夹层制作的迷你小书。而她从未和自己的儿子提起过这个盒子。
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很少提及在集中营的那两年，只在亲人问起的时候说，“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活到第二天’。”在1990年达豪集中营解放 45 周年的时候，她曾同意公开分享她在达豪的经历，并与狱友林根斯博士形成了一段对话录。此后一部关于建筑师华西蒙的传记也提及了这一部分内容。
华西蒙的侄女华新民也是从资料中才详细地了解到姑姑这段往事。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她的记忆里，姑父让•吉耶森（Jean Guillissen）是一位比利时工程师，二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被法西斯逮捕并杀害，姑姑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曾进过集中营。后来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料，那些故事才更清晰地浮现在华新民的眼前。“读了，流泪了。”在阅读了一段详细介绍姑姑姑父在二战期间的资料后，华新民这样说。
事实上，华新民的父亲——曾设计建造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师华揽洪（Leon Hoa）那段时间也在法国参与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前期在巴黎，后来是在马赛，两次与盖世太保派来搜捕的人擦肩而过。
华家的这对兄妹来自一个国际化的家庭——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是上世纪初留学法国后回国参与建设事业的土木工程师，他们的母亲华罗琛（Stéphanie Rosenthal）是一位同样在法国求学的波兰女作家。
▲ 学生时代的华西蒙与哥哥华揽洪。（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父亲很欣赏我的姑父，说他性格开朗，精力充沛。”他们还同时都有着左翼抵抗组织成员的身份和共产主义信仰。
那份让华新民流泪的资料记载着让•吉耶森的战争岁月，一位核物理工程师，二战爆发后成为地下刊物《新时代》（Temps Nouveaux）的主要撰稿人，随后加入比利时武装游击队，并利用其化学知识制造用于破坏法西斯活动的武器。
让•吉耶森于1942年2月被盖世太保逮捕，资料上记载着在严酷的审讯下，他始终没有泄露任何信息。1942年5月9日，他在根特（荷兰语：Gent、法语：Gand）被纳粹枪决，年仅27岁。如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有一间讲堂以他的名字命名。
彼时的华西蒙在努力维持着生计，做各种零工，还参加了多个工业设计方面的竞赛。虽然那时她与让的婚姻已几乎走到了尽头，但彼此仍是很好的朋友，让的牺牲成为华西蒙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华西蒙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曾经那个充满活力，一心想着事业、美食和与朋友聚会的年轻女子，如今被悲伤、失望和觉醒所取代。很可能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投身于抵抗运动。”
而华西蒙在与林根斯博士的对话录中则自述，“我是一个左翼抵抗组织的成员，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
华新民通过翻阅资料了解到，姑姑华西蒙在地下抵抗组织的住房部门工作，她有一个化名——佩吉（Peggy）。住房部门负责为地下组织成员寻找住所并进行分配，或负责物资供应，“总之是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部门，掌握着所有地下成员的地址。”
华西蒙1943年7月被捕，在盖世太保总部接受一个叛徒的审讯。“他试图从我这里逼问出抵抗战士埃米尔・阿尔托费尔（Emile Altorfer）的信息。这太卑鄙了，阿尔托费尔还帮助过他解决住处。”
华西蒙被捕后在布鲁塞尔监狱关押了7个月，之后被转移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Vught）。1944年9月又被押上“运送畜牲的车厢”驶往慕尼黑达豪集中营，她是被挑选上的视力好的囚犯之一，“虽然我的视力不好，但还是本能地举起了手。” 在那里华西蒙和其他工人们一起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每天清晨即起，步行半小时后，5:30或6点开始工作，19点结束。尽管试图消极怠工，但因身处流水线中，很难偷懒。”
传记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比如说到华西蒙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位特别的女性。“她对审美有极高的要求，自制过一张‘PS’照片。” 华新民回忆道，在姑姑被捕前，工作室的朋友曾寄去一张为她拍摄的照片，她不喜欢那张照片中的自己，但又十分欣赏照片背景中勒・柯布西耶的画，于是用胶水和小剪刀制作了一张合成照片，将一张瘦了13公斤后拍摄的新照片叠加在朋友寄去的那张照片上。一个略显粗糙的阴影掩盖了拼接的痕迹。“那可能是最早的PS技术。”华新民笑道。
即使在集中营里华西蒙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在那里她设法弄到了一些回收纸和蜡笔，她画下了同屋的伙伴们，那些肖像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段特殊岁月的注脚。在曾经的狱友眼中华西蒙更是一位特别的女性。“所有达豪的人都爱我们的华西蒙。”纳粹集中营狱友协会会长乔治・瓦莱里・瓦勒雷夫（Georges Valéry Walraeve）这样回忆道。
▲ 华西蒙为狱友画的素描。
然而，那段回忆的底色终究还是灰色的，“我们穿着从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扒下的衣服，通过剪裁和拼接不同颜色来防止逃跑。”这是华西蒙刚刚被转移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时的情景。“第二负责人是狂热的200%纳粹分子，非常残暴。”在达豪集中营，她和纳粹副营长斗智斗勇。
她曾对身边的人解释到，她能在集中营活下来是因为她努力过好每一天。华西蒙传记封面上的照片是她刚刚从集中营中出来不久时照的，“从照片上完全看不出她曾经受过怎样的折磨。”华新民感叹道。照片上的华西蒙穿着带有设计感的衬衫，戴着白色项链，手中握着笔尺，正在伏案工作。或许正是因为在高墙之外，有她热爱的工作，有她惦记的人，使她终于熬到了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华西蒙在对话录中说道，“我被捕时26岁——正是适合参与抵抗运动的年龄，既不太年轻也不太老。许多被捕的年轻人身心受创，而50岁以上的人则体力不支。” 然而，华西蒙的健康还是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战后，她一度曾住进了伊迪丝・卡维尔诊所（Clinique Edith Cavell）进行治疗。
华新民最后又加了一句，“在战争中我祖母的波兰家族受到了重创，我去年本想去她波兰老家寻亲，但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亲戚的线索，都不在了。”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在纳粹的阴影之下，有太多的人永别了他/她们想拥抱的生活。华西蒙是勇敢的，也是幸运的，但若非战争，这份勇敢和幸运本该在更光明的地方绽放。
（欧洲时报/ 戈路）
编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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