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建设工作也提上了日程。但经济建设和带兵打仗不同，打仗打败了还可以再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经济建设不同，它涉及到民生，如果政策初出现问题，会失去民心，会造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前途。
所以围绕究竟怎么开展经济建设的问题，其实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的高层领导内部存在不同的观点。
刘少奇作为当时中央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对此，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将军写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并在2000年正式出版，他在书中提到父亲有两个错误。
在这本书中，刘源将军明确提到：“说到父亲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第一件是‘大跃进’，以及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然后开始抵制，试图阻止，但收效甚微。”
这段论述开门见山，直接讲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充分体现了刘源将军对那段历史的诚恳态度，以实话实说的方式把他父亲刘少奇当时的经历和艰难处境讲了出来。
在详细展开这两个内容之前，还是有必要先大致了解一下刘少奇的人生经历，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他后来在这两个历史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刘少奇的老家是湖南宁乡县，年少时候读过私塾，21岁从中学毕业后，他开始接触新思想，一年后到莫斯科留学，在校期间正式入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回国后，他同李立三等人一起工作，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工人们起来斗争，号召大家参与省港大罢工等行动，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组织经验。
1927年，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只有29岁；后来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辗转多地开展地下革命斗争。
到抗战全面打响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中原局书记，为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到194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从全局出发，围绕政治、文化、经济、教育和外交领域制定了很多重要政策，让新中国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在1956年的时候，他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
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在经济建设中不得不面临更多的矛盾和挑战。
这时候就要重新提一下上文提到的刘源将军提到的刘少奇的第一个错误“大跃进”以及之后的调整情况。
大跃进是在1958年发起的，当时国家的目标是要在工农业产值方面快速提升，短期内赶英超美，至少在生产数量上实现这个目标。当时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们的工作热情被空前调动起来，很多地方上的干部可能是因为亢奋，也可能是为了其他，开始虚报产量，部分地区出现了“亩产万斤粮”的情况，还有“全民大炼钢”让钢产量快速翻番的情况。对此，有多年基层革命经历的中央领导干部起初对此抱有很大怀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上报了相关情况，李少奇等人也从质疑逐渐转变为倾向于相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问题逐渐被公开出来，尤其是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提出相关意见，结果被打倒后，大跃进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但当时北京对此比较犹豫，一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坚定态度进行重新讨论。
直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才公开承认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才开始着手调整政策，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精简城市人口和恢复农村自留地等多项举措，然而这些政策落地难度较大，很容易引发一些矛盾，所以实际落实非常困难。对此，刘源将军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书中也提到“当时父亲在调整过程中顾虑重重，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寻求平衡，不只是他感受到了这种矛盾，当时整个领导层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大跃进的问题虽然最终解决了，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刘少奇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
按照刘源将军的说法，特殊时期开始后，起初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一些动作，刘少奇是非常困惑的。刘源将军用“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这三个词汇来形容当时他父亲刘少奇的状态。等到刘少奇意识到问题不对劲的时候，开始公开质疑这次特殊的运动。
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结果加剧了矛盾。后来他本人直接遭到了错误批判，但他依然坚持在狱中撰写申诉材料，没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先寻求自保。最终刘少奇遗憾离世，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对于这些，刘源将军在书中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父亲的这些错误是在探索国家建设道路中“难以完全避免”的错误尝试，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前路该怎么走。所以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时候，重点提到一句“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
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去看一些人的选择，其实应该更多的去客观分析问题，而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猜测去想当然，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