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中国公共舆论有一个普遍的自相矛盾：一边嫌1200万大学毕业生太多导致就业难、学历贬值，一边又为900万新生儿“出生率创新低”而哀嚎不已。
一个国家的青年多了是“负担”，少了却成“危机”。这有点像房价，涨了也不对，跌了也不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说到大学生太多的问题，刚开始是一些名人和著名媒体带风向，认为大学生都是“无用废物”，或者需要“脱下长衫”，好像是大学生自己有问题，社会没问题。
那么多人上大学，难道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随着“985废物”、“全日制社恐”成为热词，“高学历=高失业”的调调在社交媒体上风行，对学历的污名化和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了。
而与此同时，出生率下滑又被解读为“重大危机”，各种“生娃补贴”轮番上阵，甚至连“生三胎奖励一套房”的口号都喊出来了。
难道就不怕现在促进出生率，再过十几年大学生又太多了？
作为900万新生儿，都是“香饽饽”；一旦成长为1200万大学生，却成了“社会负资产”？这就是当下之怪现状。
不过转念一想，如果这1200万大学生不是大学生，而是“指哪打哪”的工作者，让你做工就做工，让你种地就种地，可能会更受欢迎吧。毕竟那样的话，他们就既便宜又安分，干得多说得少。
哪像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问“社保缴吗？”、“双休吗？”、“有发展吗？”，还要整顿职场、拒绝PUA、要求更多休假。
其实，不是年轻人不努力，而是某些人不希望他们太聪明。
从经济上来说，这是结构性矛盾已经极其尖锐的表现，而不是真的“大学生太多”。
当人口红利成了人口负担，问题根本是长期畸形发展带来的“结构错配”。
经济体的吸纳能力决定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宽度。当中国从“世界工厂”向“消费社会”和“科技强国”转型，原有的就业结构却还停留在“制造密集型+低附加值服务业”的组合上。
你让一个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学生去送外卖，是资源错配，不是能力不行。
就算是理工生去做其他工作，最好也是由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给他们提供职业，而不是靠外卖和网约车。
不能总指望靠种地来吸纳大学生，也不能指望大学生都“灵活就业”。问题根源不是大学扩招，而是扩招的同时，没把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
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超25%，但真正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仍然偏少，而之前吸纳了大量就业的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又在前些年的“暴风”之后经历寒冬。
这样一来，就业市场“既要高素质、又给低工资”的怪现象就出现了：普通小私企的文职，月薪3000还要求985、研究生。
至于新生儿“太少”？请先回答，他们长大后到底是要干嘛的？不解决产业结构问题，他们长大继续当“负资产”？
生育率持续下滑是事实。从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到2023年跌到900万新生儿，人们用行动明确表示：你不解决养育成本，我就不生。
但舆论对此的回应方式相当“可爱”：不反思育儿成本、税收制度、住房政策，而是一味煽情：什么“民族危机”、“国家责任”。
还是歇歇吧，咱不能总是靠煽情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边催生，那边却骂年轻人“躺平”、“不婚不育”，仿佛一代人只要不上战场生娃、下战场搬砖，就是国家的负担。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对年轻人既不友好、又不信任的社会，凭什么要求他们多养几个新的“背锅侠”？
更何况，900万新生儿长大后如果依然面临“高考卷死、大学贬值、毕业即失业”的命运，他们的出生意义又是什么？用来再一次承接“经济转型的阵痛”？还是继续被推向下一轮“房奴+奶爸+社畜”的三重角色？
你要的是“人口”，还是“人”？这问题得说清楚。
从根子上讲，一个现代社会不是靠“人口红利”活下去的，而是靠“人才红利”。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靠的是农村转城市、文盲变工人，但现在不能再指望这条老路了。
口头上总在说“创新驱动”，但实际上却给创新者低薪、过劳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工具人态度。已经发明出来上百年的8小时工作制，至今还没有实现。
“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指高大上的科技制造，而是要愿意花钱给年轻人更专业的职业培训、住房补贴、更好的医疗社保、以及育儿上的足够资源。
所以真相其实恰恰相反：1200万大学生不是负担，是机遇；900万新生儿不是风险，是责任。
问题不在于他们人数的多还是少，而在于整个社会如何对待他们——是把他们当资源，还是当工具和韭菜；是给他们有保障的未来，还是迫不及待压榨他们的现在。
如果没有给年轻人一个值得奋斗的未来，那么就不要鼓励生育。
新一代人终将成长，他们要的不再是“螺丝钉意识”，而是一个可以人人有尊严地活着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