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蒋碧微十八岁，决意与徐悲鸿私奔海外。
她以一腔热血为代价，赌上名声、家庭和一生的命运。
可梦幻的序章很快褪色，迎来的却是寒酸与落寞。
东京澡堂的尴尬、北京夜路的孤独、巴黎留学的辛酸，她在沉默中一次次被现实撞得遍体鳞伤。
一个本以为能护她一生的男人，却在生活的细节里一再缺席。
那些不曾被理解的沉默、没有回应的期待，逐渐酝酿出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厌夫症”……
为爱私奔
1917年的江南，博爱丸号的汽笛在码头响起，蒋碧微身着一袭浅色旗袍，立在甲板边。
她年方十八，却决意随徐悲鸿私奔出国，远走东瀛。
蒋家的门风沉严，她这一走，等同于亲手斩断了与父母、族亲的牵连，也把自己安稳锦绣的闺阁生活，连根拔起扔进了不知深浅的海洋。
她以为那是爱。
一个少女在沉闷的家庭氛围中望见一位风度翩翩、谈吐不俗的画家时，那种炽热的心动，是一场无法按捺的风暴。
徐悲鸿出身寒门，但口才极好，来蒋家吃过几次饭后，便熟门熟路地出入，像是早已融入这个大户人家的生活。
蒋碧微年少识字不多，识人更少，对这位穷困画家的仰慕，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没有试探的孤注一掷。
连一次单独的约会都没有，她却愿意与他共赴海外，几乎像是被爱情点燃的纸灯，一头扎进了黑暗中。
父亲母亲是否已知晓？家族是否会因此颜面扫地？
可这些念头也只是瞬间掠过，她不敢多想，只想紧紧跟住那个令她目光灼热的男人。
但私奔的浪漫，并未随着波涛延续到彼岸。
当他们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异国他乡的陌生将她一点点淹没。
东京是个繁华而冷漠的城市，她听不懂路人的寒暄，分不清公交的站牌，更无法习惯那里的习俗。
最先冲击她的，是洗澡这件“小事”。
某天夜里，徐悲鸿带她去公共澡堂，劝她入乡随俗。
日本人的澡堂是男女共浴，这在她这样一个从深闺大院走出的江南女子看来，简直是一场羞辱。
蒋碧微听着徐悲鸿“只要你不看他们，他们也不会看你”的劝说，内心耻辱难言。
后来她终于找到一家男女分浴的澡堂，本以为可以安心洗浴，不料刚入池就被一群年长的大妈围观点评她优越的身材和皮肤。
她回家后躲在角落里啜泣，跟徐悲鸿低声说：“我的眼睛不干净了。”
她不再愿意出入公共澡堂，只好自己买来瓦缸、瓦盆，熬水自行沐浴。
从此，洗澡变成了一个需要准备半天的复杂仪式。
这些不适应并未引起徐悲鸿的共鸣，他习惯了穷苦漂泊的生活，自诩见过世面，早已学会妥协与适应。
而蒋碧微呢？她从没出过远门，从没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可惜，徐悲鸿的热情大多用在了画作和艺术之上，对她的情绪、恐惧与羞耻，仅报以“忍一忍”的回应。
更糟的是，因为蒋碧微是私奔而来，徐悲鸿不敢公开两人的关系。
他以“避嫌”为名，每当朋友登门拜访，便把蒋碧微藏到盥洗室。
门外是徐悲鸿和友人高谈阔论，谈艺术、谈理想；门内是她站得腿麻、数羊打发时间。
厕所变成了她的私奔“代价”。
从东京澡堂到厕所藏身，每一件琐事都是现实抡过来的巴掌，打醒她的梦。
人生的第一场爱情，是如此狼狈的开场。
北京的贫困生活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又回了北京攒住，北京四季分明，在这座城的一隅，一间逼仄幽暗的小屋里，蒋碧微与徐悲鸿就这样困居着，蜗居着，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里缓缓陷落。
两人自日本回国，幻想着“苦尽甘来”，却没想到，苦才刚刚开始。
他们身无分文，只能暂时寄人篱下。
蒋家早已不再供给她任何花销，一方面是出于愤怒，一方面也是对徐悲鸿的试探：你既然敢带走我女儿，就必须担起养她的责任。
这种既不明说、也不原谅的沉默，成了悬在两人头顶的阴影。
北京的冬天很冷，但蒋碧微心里的凉更甚。
生活困顿到极点的时候，饭桌上常常连个热菜都难得一见。
有一天，帮佣的程妈来到厨房，问她：“太太，买菜的钱还有吗？”
她下意识地摸摸口袋，只有两枚铜板。
她只好低声说道：“去问先生拿。”
谁料，程妈回头说：“先生说他今天不在家吃饭。”
空气顿时凝固，蒋碧微拿着那两枚铜板，一时间哑口无言。
那一刻，她的自尊像被拽到地上踩了一脚，为了今晚有口热面，她只好低声对程妈说：
“能不能……先垫两个铜板，明天我一定给你。”
话说出口，她几乎羞到耳根都红了。
第二天，她从抽屉里取出母亲曾送她的金镯子，小心包起来交给徐悲鸿：
“你去当掉吧。”
谁知他却满脸抗拒，低声咕哝：“我一个大男人，拿女人的首饰去当，脸往哪搁？”
她闻言气不打一处来，咬着牙说：“我都饿得瘦成这样了，你还在乎脸？”
说完，她抢过镯子，自己一个人去了当铺。
当回来的时候，怀里只剩几块钱，她站在厨房门口，觉得这比世上最贵重的宝石还沉重。
而徐悲鸿，却仿佛没有她那般焦虑。
徐悲鸿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有北大的兼职，也有朋友请客吃饭，饭桌上常是热汤热肉，最糟不过也能靠着画几幅画换点饭局。
蒋碧微看着他，常常忍不住心里泛酸：
“你吃的是山珍海味，我却连买菜的钱都要求人。”
晚上最冷的时候，不是气温降到零下，而是她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等徐悲鸿归家的夜。
那时候的北平还没有电灯，她们租住的后进小院，从门口到房间，要穿过两道幽深的院落。
蒋碧微披着一条薄棉被，手中攥着一根蜡烛，时不时朝门外望。
他总是玩得太晚，有时候去听戏，有时候应酬艺术圈的朋友。
她苦苦劝他：“别老出去听戏了，天天夜里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他却回她一句：“人家请我去，是看得起我徐悲鸿，我哪能不给人家面子？”
她听了这话，心里一阵发冷。
他什么时候开始，用“人家”来与她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她不再是他的唯一，而是被放在生活一角，无人顾及的小人物。
她赌气也去买戏票，想看看到底是怎样的场子让他流连忘返。
到了戏院才发现，原来男女分座，她坐在女座里，仿佛从未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那一夜，她回到家坐在床边，一句话都不想说。
她突然想起他曾对她说的那句：“只要你不看他们，他们也不会看你。”
那句话，是当初在澡堂时他安慰她的方式，现在却像一把钝刀，在她心口反复划着。
她不看别人，别人就不存在了吗？她不说苦，他就真当她不苦了吗？
爱情的模样，早在这些沉默和忽略中走样了。
她曾经仰望的徐悲鸿，是那个站在画前、手握笔锋、眼神清明的天才；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却像个逃避现实的浪子，躲在理想和应酬里，不愿面对柴米油盐，也不愿面对她的孤独。
生活终究不是两情相悦的诗，而是一顿顿要张罗的饭，是深夜里要摸黑开的门，是早晨起床后冻得发红的手指，是袖口破了没人缝、炉火灭了没人添的琐碎。
再多的爱，也架不住一地鸡毛的消磨，这或许就是她“厌夫症”的诱因。
巴黎漂流
终于，北京暂住的日子到头了他们又出了过，这一次是巴黎。
他们被中国留学生会接待，暂时安顿在一处破旧但清洁的公寓里。
蒋碧微还记得那个老学者，他看着两人，语气和善地提醒徐悲鸿：
“小徐，你走得太快了，总是把太太甩在身后，应该多照顾她一些。”
那是一句好意，蒋碧微却感到一种微妙的羞辱，原来，连旁人都能看出她始终跟不上他的节奏。
在巴黎定居后，徐悲鸿几乎立刻投身于他梦寐以求的艺术生活。
在之后，也有跌宕，但总的来说，徐悲鸿转运了。
但这可不是什么苦尽甘来的故事。
一个跟着吃了苦想要无穷无尽的补偿，面目逐渐扭曲；
一个终于有了新天地，却也不想被妻子捆绑。
最终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双双出轨，一个声名狼藉，一个不到60而亡。
他们之间有过爱情吗？这或许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