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区保留完整的党政军领导体系以进行包围中央苏区的工作
这个被赋予"保卫苏维埃"使命的留守群体，包括项英、陈毅、瞿秋白等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共数十人。
这只留守红军被称呼为残军，却以1.6万人的兵力牵制了50万国民党军，在国军的"梳篦清剿"下艰难生存。
直到今天留守红军的故事其实传唱并不多，但是这些留守者用鲜血书写下的悲壮的革命史诗不应该不为人所知。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留守苏区的领导人究竟有谁？他们后来结局如何？
02
为应对长征和留守，1934年10月党中央专门成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构成了留守政权的核心架构。
其中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是最高领导人，陈毅任办事处主任，贺昌任政治部主任，瞿秋白任宣传部长，陈潭秋任组织部长，梁柏台任司法部长。
军事系统方面，红24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独立3团团长徐洪等人则是留守红军系统中的高级军事将领。
在以上领导人中政治局委员项英代表中央权威，陈毅的军事经验可统筹游击战争，瞿秋白等理论家维系意识形态阵地。
中央红军走了，剩下的1.6万留守红军却要承担牵制国民党军主力，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艰巨任务。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苏维埃旗帜，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回师这个任务。
然而现实远比设想残酷。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实施"进剿""驻剿""清剿"三阶段战略，留守红军越发困难。
至1935年2月，苏区控制区域从鼎盛时的8.4万平方公里锐减至瑞金、会昌、于都三县交界处的狭小地带。
再到后来，留守更是不得不分散突围转移到各地，成为了后来组成新四军的游击队。这其中领导人大部分都牺牲在了突围道路上。
03
首先是项英和陈毅两位最高领导人。
作为留守最高领导人，项英在初期坚持阵地战，导致红24师在牛岭战役中损失2000余人后才转向游击战术。
陈毅在梅山被围时写下《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成为绝境中的精神丰碑，幸运的是陈毅刚好幸存下来了。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项英陈毅二人负责整合南方八省游击队组建新四军，项英任副军长。
然而1941年皖南事变中，项英在泾县蜜蜂洞遭叛徒杀害，陈毅成为了后来的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统帅。
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他地位较高的就是瞿秋白、何叔衡与贺昌三人，全部牺牲在突围路上。
瞿秋白身患肺结核，因此不得不留在苏区一直主持《红色中华》报直至1935年停刊。
1935年2月在向闽西突围途中，瞿秋白于长汀水口镇遭保安团伏击被俘。在长达四个月的囚禁中，他写下《多余的话》剖析心路，拒绝国民党劝降。
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于罗汉岭，刑前高唱《国际歌》光荣牺牲。
何叔衡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第一代代表，在中央苏区作为最高检察院院长留守苏区。
1935年2月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扮作商人转移，2月24日在长汀露潭村遇敌，不愿拖累战友，跳崖未遂后与敌搏斗牺牲。
贺昌则是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在会昌天门嶂突围时双腿中弹，高呼"红军万岁"自戕殉国。
04
除了以上几位高级领导人之外，还有一批名气比较低的牺牲烈士也都牺牲在了留守三年中。
中华苏维埃首任司法部长梁柏台，留守后曾制定《战时司法条例》，是苏维埃法律的先行者。
1935年3月率队突围信丰时重伤被俘，面对酷刑拒不透露党的机密最终光荣就义，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胞弟，曾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于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红林山区遭国民党毛炳文部突袭而牺牲，年仅30岁。
农运领袖阮啸仙指挥赣南游击队时发明"兜圈子"战术，1935年3月6日在信丰上坪村被包围最终壮烈牺牲。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率部在长汀四都山区战至最后一卒，高呼"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阵亡。
以上几位基本就是早期留守红军中地位较高的领导人，其中大部分牺牲，只有项英和陈毅幸存到了抗战时期。
然而不幸的是项英同样在皖南事变后牺牲，陈毅成为了南方留守红军中唯一的幸存领导人。
这也是为什么周总理会说一定要陈毅当这个元帅的原因，因为陈毅是唯一一个可以代表留守红军的领导人了。
正如项英在1937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
"三年苦斗，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地狱中也能开花。"
留守红军尽管不如长征那么声名赫赫，但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同样光辉的一页。
他们用弱小的兵力牵制国民党军20个师达一年之久，为中央红军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