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啊，你说毛润之当真愿意来台叙旧？”1975年夏的台北士林官邸，蒋介石半倚在藤椅上，目光穿过庭院里的榕树荫投向远方。蒋经国放下手中茶盏： “父亲，大陆那边传来的消息，周先生病情比您更重。”这段父子间看似寻常的对话，却掀开了两岸关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页——在生命倒计时的最后时光里，这对纠缠半生的对手竟试图用特殊方式重启对话。
台湾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海峡两岸的较量就始终在军事对抗与政治试探间摇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举动，既让台湾获得喘息之机，也把台湾问题推入国际博弈的漩涡。毛泽东曾对彭德怀感慨： “老蒋现在是抱住了山姆大叔的大腿，我们得把这条腿慢慢抽出来。”这种战略判断直接影响了后来二十年间大陆的对台策略。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虽倚仗美国庇护，内心却始终存着 “汉贼不两立”的执念。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他特意吩咐守军将炮弹引信拆除，以免误伤厦门百姓。这个细节被前线观察员记在战报里，周恩来阅后批注： “蒋公此举，倒有几分古风。”这种微妙的心态博弈，正是两岸关系最吊诡之处。
章士钊先生的努力尤其值得大书特书。1973年5月，这位九旬老人拄着拐杖踏上赴港专列时，口袋里揣着周恩来亲笔写的 “台湾工作六条意见”。在香港半岛酒店，他与国民党特使的对话堪称经典： “贵党总说三民主义，可知民生主义第三条讲什么？”对方支吾之际，章老朗声道： “平均地权！现在大陆土改完成二十多年了，你们在台湾可有做到？”这番机锋暗藏的对话，让在场人士无不汗颜。
曹聚仁的穿针引线同样功不可没。这位曾被蒋介石钦点的 “御用记者”，六十年代频繁往来港澳之间。有次他带着大陆拍摄的奉化蒋家祖坟照片回台，蒋介石盯着母亲王采玉的墓碑照片看了足足十分钟，突然对宋美龄说： “共产党倒是守信之人。”不过当曹聚仁试探性地提出 “第三次国共合作”时，蒋又恢复冷脸： “此事容后再议。”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恰恰暴露了其内心挣扎。
1975年春天的秘密邀约，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当时大陆已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解冻让台湾当局倍感压力。蒋介石私人医生熊丸曾记录： “先生某夜突然惊醒，连说三遍'不能做民族罪人'。”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邓小平： “台湾问题要准备两手，硬的不能丢，软的更要紧。”两位老人虽未明言，却都嗅到了历史转折的气息。
当香港秘密渠道传来蒋介石的访问邀请时，中南海的决策层陷入了两难。周恩来在病榻上对叶剑英分析： “蒋公这是想给后人留条路，可惜他自己时日无多。”毛泽东更是一语道破天机： “他是要借我的名头镇住台独势力。”但彼时主席的肺病已发展到说整句话都困难的程度，那句 “让小平同志代我去吧”的嘱托，既透着英雄暮年的无奈，也暗含对未来的托付。
在阳明山某处秘密会客室，蒋经国听完大陆回复后长叹： “时不我与啊。”三个月后蒋介石溘然长逝，他至死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在病重期间曾吩咐机要秘书： “蒋某人的挽联，要按传统格式写。”这种跨越生死的微妙敬意，恰似海峡涌动的暗流，见证着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与深刻。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及此事： “主席把这个未竟之愿交给我，就是要我们记住：台湾问题终究是家里事，容不得外人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