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申明：本文非纪实，情节虚构处理，望理性阅读，谢谢您的支持。
父亲的病来得很突然。
他是那种一辈子不会喊疼，一直咬牙坚挺的人。从我记事起，他就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都喜欢闷在心里，而且脾气特别倔，不听劝。
直到那天，他在田里突然晕倒，终于肯听劝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时，我站在门口，听着“肝癌晚期”几个字后，耳朵瞬间嗡的一声，缓过神后眼泪不自主在打转。
父亲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等到家里条件好了些，然而还没来得及享福就倒下了，还是晚期。
住院后，父亲愈发沉默，眼神时常飘向窗外，望着县城街道两旁闪烁的霓虹灯发呆。
一天傍晚，他忽然叫我过去，声音沙哑：“青山，过来，我有东西给你。”
我走近病床，他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袋。
里面有一块通体温润的白玉，玉面磨得极细，一朵兰花图案隐隐其上，刀工很精湛，一看就知道这块玉价值不菲。
“这块玉……”他犹豫一番后才接着说道，“是你母亲留下的。”
我听了一怔。
“你……你说谁？”
“你母亲，刘玉兰。”父亲喘了口气，浑浊的眸子里浮出一抹柔情，“不知不觉已经过去41年了，她是七十年代从北京下乡的知青，我们……在那时候相识相知……”
从记事起，父亲就没有提起过她，甚至也没听邻居议论过。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母亲在哪里，父亲沉默良久才说了一句，“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
见父亲极力回避，我便打消了继续追问的念头，以后多年一直将此事压在心头。
期间，我有过不解，有过愤怒，直到后来对“母亲”这两个字彻底淡化。
如今，父亲主动告诉我母亲的事，我听了后，不知为何我心有种渴望，非常想见见母亲。
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永远都无法割舍的
“她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我开口问道。
父亲沉默了很久，望着手里的玉佩，眼神轻轻地落在那朵兰花上。
“她走的时候，你才几个月大。她……她是被家里叫回去的，说她母亲重病，单位也给了调令，她必须走。她哭着对我说，一定会回来。但……她没回来，只是几个月后，寄来了一封信。”
“信呢？”
“我烧了。”他轻轻地闭上眼，“那时候我在气头上”
我低头看着那块玉，仿佛感觉到那女子纤细的指尖曾抚过它的边角，也许还流过泪。
“她叫什么？”
“刘玉兰，北京人。她喜欢兰花，说兰花清冷、孤高，不争不抢，只静静开在角落里。”
“爸，”我抬起头，看着他消瘦的脸，“你想让我去找她，是吗？”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其实这些年……我从没怪她，她有她的难处……”
“你去找她，就当是帮爹完成个心愿吧。让她知道，咱爷俩……都过得还行。”
我紧紧握着玉佩：“我会的。您放心。”
那一夜，父亲睡得很沉。
他的脸在昏黄的灯下显得格外平和，像是卸下了压在心头多年的包袱。
几天后，父亲去世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我告别妻儿，踏上了北上的行程，我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找到母亲。
出门时，我反复看了看父亲给我的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女子身穿旧布衣，站在黄土坡前，眉眼清秀，笑容温婉。
她，就是我的母亲。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坐在车窗旁，看着故乡缓缓后退，脑海里却不断浮现一个画面：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一位年轻的女子从山沟里踏上北去的列车，她狠心放弃了襁褓里的我，流着泪，却不得不离开。
她也曾在车窗边望着远山，心头千回百转……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我终于到达了北京。
我背着包站在人群中，心里却空落落的，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母亲。
当天晚上，为了省钱，我住进了一家位于菜市口附近的青年旅社。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北京市档案馆，抱着一线希望询问有关70年代知青返城的信息。
工作人员翻了翻台账，摇头说：“知青返城的记录早年间大多是纸质档案，不公开的，也不具名。除非你是直系亲属，有具体单位或者身份证号。”
我苦笑：“她是我母亲，我只知道她叫刘玉兰。”
“你知道她是哪年下乡的吗？”
“1970年。”
“线索太少了……”
我道谢离开，心情愈加沉重。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海淀、朝阳、丰台几个老旧街道转来转去，走访一些还保留知青文化展的社区宣传栏，希望能从照片、剪报中找到一点线索。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
不久后，在一个位于南中轴老胡同的知青联谊会门口，我贴出的一张小寻人启事引来了一位穿深蓝棉袄的老人注意。
那天风很大，我的纸刚贴上没多久，就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慢吞吞地走过来。
他看了几眼，又回头看我：“你说的刘玉兰，是不是当年那个清清瘦瘦的，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
我心跳猛然加快：“是的！您见过她？”
“唔……当年我们是同一批返城知青，她好像是山西来的，说是有个孩子，姓刘还是姓……？”
“姓刘，叫刘青山！我是她儿子！”
老人激动得眯起眼，叫我等等。
很快，他赶了过来，拿出出一张老照片递给我：“这是我们1982年聚会时拍的，她当时还带了块玉佩，说一共两块，她儿子留了一块……你看看，是这块吗？”
我把玉佩取出，老人一看，顿时点头：“就是这个！”
我热泪盈眶：“大爷，您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他皱了皱眉：“十几年前我听说她搬去了南三环那边，说是住在一个老小区，叫什么‘林海家园’。不过这几年再没联系过。”
我用笔记下地址，连连鞠躬道谢，激动得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一早就赶往南三环外的林海家园。
那砖楼小区有些年头，楼道里贴着满满的出租广告，墙皮斑驳，空气中混着煤灰和炒菜的气息。
我一口气爬上五楼，站在门前，深吸一口气，敲了三下门。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一次。
仍是寂静无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转身下楼去找邻居。旁边房门半掩，正好一位拄拐杖的老阿姨出来倒垃 圾，我赶紧迎上去：“您好，请问刘玉兰阿姨是不是住这里？”
她看我一眼，又看了眼五楼的门：“是啊，她之前住那儿，不过，几年前就搬走了。”
我激动道：“您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
阿姨摇头：“好像是去住养老院了……”
“她有说养老院的名字吗？”
“没说。她平时不不怎么爱说话……”
听阿姨这么一说，我心里满满都是失落。
“谢谢您……”我低声说，眼里忍不住泛起泪意。
天色已晚，我心事重重地走到附近的公交站，正准备刷卡上车时，才发现钱包没了。
糟糕！我的银行卡、身份证、现金全在里面，可能是被小偷给顺走了。
没有钱和身份证，我还怎么回家？
一时间，我无比沮丧。
我呆立在原地，风从袖口灌进来，我冷得不住牙齿打颤。
夜深了，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我在地铁站的长椅上坐了一夜。直到凌晨，有一对卖早点的老夫妇看我神色憔悴，过来轻声问：“小伙子，是不是遇到难处了？”
我点了点头，将自己的情况大概说了下。
夫妇俩心善，给了我一百多块钱：“孩子，赶紧回家吧。”
我接过钱，泪水控制不住地滑落下来，对夫妇俩感谢不已。
为了省钱，那晚，我在地铁口睡了一宿。
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尽全力去找母亲。
天蒙蒙亮，我再一次去了林海家园小区。
我找到小区物业，报上母亲的名字，请求他们再查一下有没有业主的搬家记录。
工作人员翻了翻登记本，眉头一皱：“刘玉兰……噢，有这个名字。半年前搬走的，说是去‘惠康夕阳红’。”
“是养老院吗？”
“听着像。”
这一次，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欣喜若狂，飞快跑出了小区。
我赶往附近的通讯营业厅，用身份证复印件补办了电话卡，立刻开始拨打市内养老院的电话。
北京有几十家叫“夕阳红”的机构，而“惠康夕阳红”只有一处，在顺义郊区。
当我终于打通那家养老院的电话，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在说话：“您好，我找一位叫刘玉兰的老人，她是我母亲，我……我是她儿子。”
电话那头迟疑片刻，终于开口：“我们确实有一位刘玉兰，半年前住进来，但……她身体不太好。”
我当时眼前一阵发黑，差点坐倒在地上。
挂断电话后，我立马坐上了开往顺义的公交。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的手心一直冒汗。
到了养老院时，天已近黄昏。
那是一栋灰白色的五层小楼，外墙斑驳，门前种着几株冬青，风吹过时沙沙作响。
我站在门前深吸一口气，终于迈了进去。
“我找刘玉兰，是她儿子。”我一口气说完，怕自己再慢一秒，就会崩溃。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把我带上了三楼。
走廊尽头，一间安静的小屋门口，我看见一位背影瘦小的老人正坐在窗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