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天，一组航拍图让无数网友看得揪心：原本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如今湖床干裂、渔船搁浅，一眼望去，水草枯黄、泥滩裸露，仿佛大片土地被“掏空”了。
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上游：三峡水库——那个拦蓄全球最多淡水的超级工程，此刻正“压着”超过20亿吨泥沙沉积在库底，既不释放、也难排出。于是问题被推向舆论焦点：长江缺水了，鄱阳湖干了，三峡泥沙堆成山，为什么不清理呢？
三峡水库有多少泥沙？
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量有多吓人？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三峡累计拦蓄泥沙超过20亿吨，等于把整个上海的建筑垃圾翻了好几倍倒进水库底。
泥沙淤积造成的问题不容小觑：一是库容被“吃掉”了，水库的调蓄能力在慢慢削弱；二是水底泥层像一张无形的“滤网”，影响出库水流速度，改变河道冲淤平衡。既然问题严重，那为何不干脆“打开大坝，来场冲沙”？
可问题就卡在这：三峡水库的泥沙排不出去，并不是“懒”或者“不愿”，而是出不去。
三峡的设计初衷是“以蓄为主、兼顾发电和防洪”，库底设置的排沙孔并不多，且位置较低。当初设计团队就已经预估到泥沙问题，于是采取了所谓“调度排沙”策略——简单说就是：在汛期水量充沛时，适时放水形成强大水流，将部分泥沙冲走。
听上去挺科学，但在现实中效果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来的泥太细，走的水不猛。
三峡拦截的是长江上游的细颗粒泥沙，尤其是金沙江段的粉沙含量极高。这些细沙不像黄河那种“滚石头”，它们更像漂浮的面粉，在水里飘来飘去，一旦沉积就“粘”住底层，想冲走它，需要极高的水流冲刷。
而三峡大坝的出库流速，从设计上就比天然河道慢得多。你要冲沙，就得用极大的水头压力，可能造成下游短时间洪峰爆发，影响长江中下游上亿人口。
这不是“开闸放水”这么简单。冲沙，一旦控制不好，就是“人为制造洪灾”。所以，泥沙不是不想排，是动不得、动不起、也冲不掉。
鄱阳湖水少，是三峡“锁水”？真相更复杂
那三峡的水，是不是锁住了长江下游的命脉，才让鄱阳湖“干裂成壳”？
答案看似简单，其实一刀切很容易误伤。我们来把这几年的数据翻出来。
2022年、2023年、2024年，长江中下游连续三年遭遇夏秋季强干旱，来水量相比常年下降了30%以上。鄱阳湖来水主要依赖赣江、新建港、修河等支流，这些支流大多由降雨直接补给。换句话说，鄱阳湖“掉水位”，根子不完全在长江，而是在江西本地“没水下雨”。
而更复杂的是，鄱阳湖和长江的水文关系非常特殊：它是“吞吐双向”的。
在丰水期，长江水倒灌进入鄱阳湖，湖区蓄水形成生态屏障；但在枯水期，如果长江干流水位下降过快，反而会像吸水泵一样，把鄱阳湖的水倒“抽”进长江。
这也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三峡明明放水了，下游反而更干。2022年8月，三峡水库曾提前放水超50亿立方米支援下游，但因长江干流水位下降加剧，鄱阳湖受‘抽吸效应’影响，水位加速跌破警戒线。。
为什么？因为“水头差”加大后，湖水往江里跑得更快了，堤坝以下的通道如同抽水管道，被大江瞬间“抽空”。
当年设计时没考虑过泥沙问题？
其实，设计团队真不是没想过这事儿。
在1990年代三峡工程启动之时，国内对“超大型水库泥沙沉积”的模拟技术还处于摸索阶段。美国的胡佛大坝、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印度的比海尔水库等多个项目都因为淤积问题饱受困扰，但那时全球还没有一个稳定运行50年不出泥沙危机的超级大坝。金沙江到底能冲下来多少沙子？大家心里其实也没底。
三峡的设计也曾考虑“淤积空间预留”，甚至做了“清淤回冲”模拟试验。但由于当时对金沙江中游的沙源估算偏乐观，加之工程压力巨大、环保舆论焦点集中于移民与生态，因此排沙系统最终并未形成完整闭环。
说白了，这步棋不是漏算，是捏着鼻子认了，是主动压下了风险，换取了调蓄与发电的能力最大化。
如今20亿吨泥沙堆成山，不是设计翻车，而是当年咬牙做的选择题，现在到了付利息的时候。
那怎么办？三峡这“20亿吨”沙子就永远囤着？
并非束手无策，但所有方案都不便宜，也不简单。
目前主流设想有三种方向：
“深排系统”改造：在原有坝体结构中打通更深层、更广域的排沙管道，实现低水位时的主动清淤。难度极高，成本堪比再建一次小型水电站，且对坝体安全要求极高。
“泥沙转运”工程：用专用抽沙船将底层泥沙输送到中下游支流，恢复河床生态。但这个方案涉及巨量运力与水域协调，且可能引发水质二次污染。
“借洪调沙”动态调度：在未来几年洪水年份里，利用长江洪峰短时间“猛放猛冲”，实现定向排沙。比如黄河小浪底水库通过‘调水调沙’年均排沙1.5亿吨，但长江水文条件复杂、洪峰流量更大，需更高精度调度以避免风险。这需要与下游省市协调极高水文调度能力，稍有失误就是人为洪灾了。
所以，不是不清，而是清不得、代价太大、风险太高、时机未到。
当鄱阳湖干裂、三峡淤沙、长江断流并置在同一张图上时，我们很容易情绪上寻找一个“罪魁祸首”，但事实往往更复杂。
三峡拦住了洪水，也挡住了泥沙，托起了亿万人的防洪安全网，也埋下了沉默的隐患。它不是洪水的救星，也不是干旱的始作俑者，它是一个国家在资源配置、生态调节与工程博弈中走出的权衡之路。
问题已经出现，代价也正在显现，但比发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修复它、再设计它。
别急着去责怪“为何不排”，更该问的是：我们能否承担起排沙的代价？能否重塑水资源系统的韧性？能否在泥沙尚未成灾前，把局势转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