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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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构建地名语义与空间属性框架，分析滇池流域聚落的空间格局，揭示“人水关系”驱动下的聚落形成机制。【方法】以1332 个历史聚落地名为研究对象，运用地名学语言分析法构建“自然-人文”二分语义分析框架，结合核密度等空间格局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等空间机制分析方法，定量解析聚落空间异质性。【结果】1）滇池流域整体及各类地名的聚落皆为集聚型分布；聚落分布呈现双中心结构。2）海拔与河网密度的交互效应是主导滇池流域聚落格局演化的关键因素。【结论】滇池流域聚落分布的双中心结构，揭示了“水退人进”趋势下人居活动重心的转移过程。人水关系贯穿了聚落格局的演化过程：短时尺度下，海拔与河网密度的互嵌作用显著影响13世纪（元代）以后的聚落空间格局；长时尺度下，从“水文约束”到“人水互动”的双重线索，印证了人水关系的阶段性转变。地名学的时空解码功能有效衔接宏观格局与微观机制，其多源异构数据的解析能力为流域人居环境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人居环境；人水关系；地名学；聚落格局；演化机制；滇池流域
文章亮点：
1、构建地名语义与空间属性的耦合分析框架，证实了地名学在人居环境重建中的时空解码功能，与空间格局、机制分析等方法的结合，为流域人居环境演化的多维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跨学科方法论。
2、从短时尺度和长时尺度2个维度揭示了人水关系对滇池流域聚落双中心格局的塑造作用，揭示了水退人进趋势下人居活动重心的转移过程，为滇池流域的空间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流域是以水系为脉络的河流集水区，是具有自然与人文属性的地理单元，而“人水关系”往往构成流域中最重要的一组“人地关系”。在人与水的适应过程中，流域成为孕育人类文明和见证城乡演化的容器与纽带，形成典型的人-水复合系统。“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对流域人居环境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水关系是人文系统（以人类为中心，由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众多因素构成的系统）与水系统（以水为中心，由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构成的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目前人水关系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广义的人水关系指所有涉及人与水的相关研究，如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系管理、水灾害对人文系统的影响等；狭义的人水关系指人与水相互作用的研究，如人水关系的认识、演变以及不同聚落对水灾的适应性特征等方面，但对聚落体系演化的空间机制研究尚有不足。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湖泊，其人居条件在全省九大高原湖泊中最为优越，是以人水关系塑造人居环境的典型样本。目前对滇池流域的聚落研究主要从两大学科视角展开：地理科学视角聚焦聚落发展与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与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聚落社会经济特征与流域发展的相关性等；人居环境科学视角下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如传统地域景观研究、陂塘系统与昆明的城市关系等。
地名是人们基于自身对环境认知的“主位”视角下形成的地理信息载体，反映了人类对人居环境的认知和利用方式。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以及地名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具有沟通宏观格局与微观过程的作用。地名被誉为“文化记忆密码”，承载着地方社群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图式与适应性智慧。目前学术界对于地名学的研究聚焦于以下方面：就地名的沿革而言，集中于地名演变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化政治格局及文化生态等方向；对于涉及云南省、昆明市的地名研究，陈庆江探究了隋至唐前期云南政区地名发生的第一次大变迁及其原因，吴光范对云南省地名的演化规律，特别是少数民族语地名进行深入研究，并以地名为载体探究昆明的历史文化；就地名的地理位置与分布规律而言，研究集中于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就地名与社会文化关系而言，研究集中于地名教育及乡愁等方面；此外，地名学还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目前对地名学的研究已有所积累，但将地名作为大数据来源，进而探讨人居环境变迁的研究尚不多。
综上，目前对人水关系影响聚落体系变迁的空间机制研究尚有不足；对滇池流域的人居环境研究中，地理视角的研究中缺乏对人居行为的关注，而人居环境视角中的研究则缺乏量化分析方法；地名学的研究尚未探讨地名与人居环境的相关性。因而本研究尝试聚焦以下科学问题——如何通过地名解析长时序尺度下的人水互动过程？多源异构数据能否揭示聚落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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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滇池位于云南中部的省会昆明城区，滇池流域地理坐标为102°30′E~103°00′E、24°28′N~25°28′N，流域南北狭长，地势由北向南呈阶梯状下降，整个地形由湖面、平坝区、台地丘陵和山地4个层次构成，其中平坝区多分布于滇池沿岸。滇池流域的入湖河道众多，盘龙江、捞鱼河、梁王河等35条大小河流呈向心状汇入滇池，海口河为唯一的出湖河道。滇池流域的人居活动集中于北岸与东南岸的湖积平原，其中北部面积大而平坦，东南部面积次之，间有低丘，地貌类型多样（图1）。
1.2 数据来源
利用Python爬虫技术从高德地图获取滇池流域聚落的2023年POI数据，共计1977个聚落数据，对照中国地名信息数据库、《昆明地名博览词典》《昆明密码——滇池区域地名探索》《滇池志》等资料进行人工筛选，剔除历史聚居意义不足的地名，如“光明社区”，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建成历史较新，是21世纪新建成；另一方面在于其命名方式仅由地产开发商确定，是商业用途，不能反映聚居点的历史成因，对本研究无意义，故去除命名方式类似的地名共计645个，最终保留聚落地名1332个，即代表本研究中具有历史空间认知意义的聚落点。地形起伏度、坡度、坡向与河网密度等数据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valuation model, DEM）数据，分辨率为30m，运用ArcGIS10.8软件提取，DEM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年平均气温、降水量数据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1.3 分析方法
1.3.1 地名学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涉及地名学中的语言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地名的语源、语音、含义、字形及其演变，探讨地名的语词构成和语言特征。如“清泉村”，因有清冽的山泉从村边流过得名，故将其归类为水文类聚落；如“王家村”，因该村居住的人多姓王而得名，故将其归类为姓氏类聚落。该方法为数据分析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属性支持，使研究能够以更加精细化的方式探讨滇池流域聚落环境的变迁。
1.3.2 空间格局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最近邻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缓冲区对滇池流域各类别地名聚落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
1）利用最近邻指数（R）判别某类别地名聚落的空间分布类型：
式中：为平均实际最近距离；为理论最近距离。R=1 时，趋于随机型分布；R>1 时，趋于均匀型分布；R<1 时，趋于集聚型分布，R 值有效性以显著性检验结果表征（p 值与z值）。
2）利用地理集中指数（G）判定某类别地名聚落的集中程度：
式中：Xi 为第 i 个区域内该类别地名聚落的数量；T为研究区内该类别地名聚落的总和；n为滇池流域内区县总数。G 取值［0，100］，G值越大越集中、越小越分散。G0为假设聚落地名平均分布于各区域的地理集中指数，若 G＞G0，说明聚落地名呈集中分布，反之则表明聚落地名呈分散分布。
3）通过核密度（F）分析该类别地名聚落的空间分布密度：
式中：x表示该类别地名聚落；k为核密度函数值；（x-xi）表示该类别地名聚落估计点x到样本点xi的距离；h 表示带宽（＞0）；n 表示研究区内该类别地名聚落的总数。
4）通过建立缓冲带，分析各类地名聚落在各缓冲区内集中程度：
式中：P为生成的缓冲区区域；x为研究区内的任意位置；d为欧氏距离；r 为缓冲区半径；A为该类别地名聚落。
1.3.3 空间机制的分析方法
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各类别地名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通过因子探测（q）反映某影响因素对该类别地名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
式中：L为影响因素分层数；N为总体的聚落数量；Nh为h层聚落数量；σ2为总体聚落的指标方差； 为第h层聚落密度的指标方差。q取值［0，1］，q值越大解释力越强，越小解释力越弱。
交互作用探测用于识别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对该类别地名聚落空间格局的解释力。交互作用探测首先分别计算2种影响因子的q值，再计算2种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后的q值，并对3个q值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判断不同影响因子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及其解释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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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数据采集与清洗：基于地名学的地名分类
将滇池流域地名分为自然类地名与人文类地名两大类，前者共786个，包括地貌、水文和动植物3类；后者共546个，包括姓氏、军事、民族、建筑、经济和祈福6类（表1）。若某地名兼有两类信息，则以聚落本体特征进行信息归类，如“赵家山”，兼有姓氏类地名和地貌类地名两类用字特征，但因山是聚居本体，故归为地貌类地名。
自然类地名反映了滇池流域聚落的自然地理信息。其中以“箐、甸、咀”等为尾字的地貌类地名数量最多，如“箐”指树木丛生的山谷，“杨柳箐”意为长满杨树和柳树的山谷；以“塘、河、沟、埂”等为尾字的水文类地名数量次之，如“埂”指长条形突出于水面的地方，“下河埂”因位于金汁河西岸的河埂下得名。含有“龙、马、杨、树”的动植物类地名最少，如“回龙村”因山上有泉水，村民们开渠引水形成似长龙的水渠而得名。
人文类地名反映了滇池流域聚落的人文地理信息。其中姓氏类地名数量最多，以“李、杨、王”为高频字，如“陈家村”是清末陈姓居民来此的定居地；军事类地名数量次之，以“营、哨、屯”为高频字，如“小营”是明将沐英征伐云南后的军屯点，因人数少故名“小营”；建筑类地名数量排第三，常见“桥、寺、坟”等高频字，如“小黑桥”是因村边有黑色石板砌成的桥得名；祈福类地名中“兴、乐、平”等字为高频字，如“复兴村”，取民族复兴之意而得名；经济类地名多含“街、铺、窑”等字，如“河涧铺”位于晋宁州至江川的主要道路，沿中间为河的商路店铺密集而得名；少数民族地名多含“普、鲁、纳”等字，如“大普吉”为彝族语言的音译，意为岔路口有庙的地方，又因村庄面积较大，故名大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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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析：滇池流域聚落的空间格局
3.1 分布特征：集聚型分布
从最邻近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结果（表2）可知，G 值均大于G0值，表明滇池流域整体及各类别地名聚落为集聚型分布；R值均小于1，p值满足显著性检验。
在自然类地名聚落中，水文类聚落的R值最小；在人文类地名聚落中，军事类聚落、姓氏类聚落的 R 值最小，表明这3类地名聚落的集聚程度最高，对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3.2 分布密度：双中心集聚
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图2），滇池流域整体聚落的分布密度出现滇池北岸、东南岸的 2 个高值区，形成双中心结构。
自然类地名聚落的空间格局可概括为以水为脉络的“一核一心一带”：“一核”为滇池北部聚落集聚的核心区，是盘龙江等10余条河流汇入滇池的入湖区，是核密度高值范围最广的区域；“一心”为滇池东南部聚落集聚次级中心，南冲河、白鱼河等河流在此汇入滇池，在湖口三角洲形成核密度高值区；“一带”为流域北部沿牧羊河—盘龙江形成的核密度高值分布带。水文类地名聚落主要沿滇池湖岸集聚，在滇池北部、东南部集聚为2个高值区，并在北部山区沿河流形成小范围次高值区；地貌类地名聚落在滇池流域北部和东南部形成多个分布高值区，并沿牧羊河—盘龙江形成高值分布带；动植物类地名聚落在滇池北部和东南部呈现出显著的多中心性特征（图3）。
人文类地名聚落的空间格局集聚性更强，形成了“一主一副”的双核心结构，分别位于滇池北部、东南部沿岸地区。建筑类和姓氏类地名聚落空间格局与人文类地名聚落整体空间格局相似；经济生产类和军事类地名聚落为多中心分布，核密度高值区分布于滇池沿岸；祈福类地名聚落在滇池湖岸地区形成“一主多次”的集聚特征，少数民族类地名聚落则集聚于宝象河流域，并在北部山区形成次级聚集区（图4）。
整体聚落分布密度的双中心结构，揭示了在水退人进的趋势下，滇池流域人居活动重心的转移过程。古滇池水域面积广阔，今日北岸的湖积平原尚未露出，而滇池东南岸的平原间有小山丘，比较容易开发，是８世纪以前人居活动的核心区，如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古滇国时期的石寨山遗址均位于此，这与东南岸“一心”相吻合。8世纪之后，随着自然环境变迁导致的水位下降，滇池北岸逐渐成陆。唐广德二年（764 年），南诏国修建拓东城，意味着滇池流域的人居活动重心发生了自南向北的重大转移，此后，大理国时期的鄯阐城，元代的押赤城、中庆路城，明清的云南府城均位于滇池北岸。随着北岸的持续开发，水位下降速度加快，尤其是元明之后，北岸终成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人居条件良好的区域，并发展成为如今的昆明主城区。这与北岸的核密度高值区相吻合。
自然类地名聚落的“一核一心一带”格局、人文类地名聚落的“一主一副”格局，揭示了整体聚落格局双中心结构的更多细节，反映出人类活动介入滇池流域人水关系的过程。元至元十年（1273年），云南行省建立，先以大理国时期所建的鄯阐城为省城，名为中庆路城。因该城屡受水患威胁，遂迁至海拔更高的北部。同时，云南平章政事赡思丁·赛典赤通过疏浚出湖河道海口河，滇池水位大幅下降，“得万顷良田”；又在最大入湖河道——盘龙江上游修筑松华坝，发展灌溉水系和约束河渠，大大扩展了灌溉面积。通过对“一出一入”的双重干预，极大增强了滇池水文环境的可调节性，北岸得以涸出大量土地。军事类地名聚落的高值区从滇池东岸延续至北岸，表明明代实行大规模的卫所镇戍屯田（以规模庞大的半军事化组织实现高强度开发），通过金汁河、横山水洞等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建设，持续扩大了灌区面积，使“一带”得以形成。地貌类、经济生产类地名聚落的高值区较为分散，表明在重点开发北岸的人居化进程中，人居活动从湖积平原延伸至北部山区，形成多样化的经济生产方式类型。水文类地名聚落的高值区与灌区基本重合，反映了以滇池北岸为重心的灌区建设持续至清代，人居活动的累积效应，强化了滇池北岸作为人居活动的核心地位。
3.3 集聚特征：水系型集聚
核密度分析结果（图2）表明：聚落分布具有明显的水系集聚特征，为深入探讨聚落在水系周围的集聚程度，运用缓冲区分析法进行研究。以滇池湖岸以及汇入滇池的一级支流为依据，在支流边界设置2km 的缓冲区，向外构建4个湖岸缓冲区与支流缓冲区（按0.5km等距划分）。
两类地名聚落均呈现出与水密切相关的水系型集聚特征：位于支流缓冲区中的聚落数量远高于湖岸缓冲区；总体表现为距离水系越远，数量越少的衰减特征。在自然类地名聚落中，地貌类与动植物类地名聚落在支流缓冲区内的衰减趋势更加显著；在人文类地名聚落中，姓氏类与军事类地名聚落沿水系显著集聚，而少数民族类地名聚落则远离湖岸区（图5、6）。根据分析结果：1）水文类地名聚落在湖岸缓冲区中占比最高，但又分散于支流缓冲区中，表明以水为核心的治理活动遍布于各支流，但以邻近湖岸区为重心；2）地貌类地名聚落在支流缓冲区中占比最高且较为分散，表明滇池湖岸区的地形相对单一，而在远离滇池湖岸的支流区，地形的复杂程度增加；3）军事类地名聚落与姓氏类地名聚落数量多且集聚程度高，但军事类地名聚落的分布特征与水文类地名聚落重合度高，即较为均衡，分布于支流区，表明戍垦军人可能是修建水利设施的主体，姓氏类地名聚落集聚于滇池湖岸附近，表明滇池湖积平原的聚居人群的身份已经多元化，这与明代后期屯垦制度逐渐弛废有关；4）少数民族类地名聚落远离湖岸但位于支流缓冲区内，表明少数民族的人居行为与湖积平原的屯垦聚居关系不大；5）结合语义分析，动物类地名在滇池近岸多涉及水栖类动物，如鱼、螺蛳等，而随着与滇池距离增加，转变为以牛、马等家畜为命名要素，表明经济生活从水依赖过渡到农耕依赖（表3）。
随着滇池水位下降的成陆过程，新垦土地不断增长，但尚存沼泽星罗其间，水患频发。“若春时雨水缺乏，竟成干河；若夏秋间雨水盛行，山水涨发，流入河内不能容纳或至冲决漫溢，淹坏民居”，修建调节性枢纽水利工程的需求日益迫切，故派官员“兴修水利，疏濬修筑启闭闸坝”，明代在最大支流盘龙江上修建南坝闸就是其中重要一例。南坝闸的修建，为北岸湖积平面的开发创造了条件，还极大消除了水灾隐患，此后通过疏挖湖滨平地，形成了10条河渠展布的扇形灌溉水系，最终于清代形成盘龙江“一源十尾”的水系格局，水利效能极为显著，形成了聚落点紧密依托水系的灌区集聚特征，这一特征充分印证了滇池流域北部牧羊河-盘龙江沿岸的聚落分布格局，而近代昆明城的雏形就在此基础上形成。除滇池最大的支流盘龙江外，众多高密度分布的河道与灌溉渠相互交织，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因此聚落体系多伴随着水系开拓，在明初多以卫所镇戍屯田的方式发展而来，并以长官姓氏命名。在明代中后期，随着水文环境逐渐宜居，大量民屯村落也得以集聚，多以大姓命名，最终形成水文导向的军事型聚落和姓氏型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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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析：滇池流域聚落格局的演化特征
4.1 驱动因子指标体系构建：基于人水交互的地理基础
滇池流域的地名是在人水关系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地貌环境与水文环境是人居活动的基础。参考已有研究所选取的影响因子以及研究区域人-水关系的特征，选取坡向（X1）、坡度（X2）、海拔（X3）、地形起伏度（X4）、年平均气温（X5）、年平均降水量（X6）、河网密度（X7）7个影响因子来探究聚落空间格局演变机制。
4.2 地理探测器驱动因素解析
4.2.1 单因子驱动效应：海拔与河网主导的空间分异
对滇池流域矢量地图进行创建渔网、建立采样点等处理，提取采样点并去除异常值，将渔网内各类别地名密度与驱动因子分别编码为Y与X，利用ArcGIS软件对渔网内各类别地名密度与驱动因子进行栅格化处理，将所有因子重分类后，输入地理探测器软件，得到因子探测结果（表 4），用于评价7个影响因子对滇池流域聚落地名格局的影响程度。7个影响因子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滇池流域聚落空间格局是由多因子共同驱动的结果，各因子的影响力降序为：海拔＞年平均气温＞河网密度＞坡度＞地形起伏度＞年平均降水量＞坡向，海拔、年平均气温、河网密度3个影响因子对滇池流域聚落格局影响程度最大。其中，年平均气温属于不可控的自然因素，而海拔、河网密度则是人为活动中的关键因素。
4.2.2 多因子交互效应：非线性增强机制
滇池流域的聚落格局是多因子交互影响的结果。将自然、人文类地名聚落中的任意2个因子组合，探讨多因子耦合作用的影响。GeoDetector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图7）表明，任意 2 个因子之间呈现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关系，且以非线性增强为主，即任意两因子相结合交互作用后，对聚落空间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一因子的作用。数值最高的分别是海拔（0.164）、气温（0.123）、河网密度（0.122），且均比其他因子高出一个量级。而海拔与河网密度、海拔与降水、气温与河网密度的组合交互作用对滇池流域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排前三位。因为降水与气温均为自然因子，在人为因素中，海拔与河网密度的组合效应无疑最为重要。
4.3 时空演化机制解析
4.3.1 近世时期：海拔-河网互嵌驱动机制（13—19 世纪）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海拔和河网密度的紧密关联，表现为一种互嵌作用，对13世纪（元代）以来短时尺度中滇池流域聚落空间格局的塑造有着显著影响。互嵌作用的形成过程为：自13 世纪（元代）至19世纪（清代），滇池湖面持续变小（图8），水位持续下降是大量临水聚落形成的前提，水位变化的实质是聚落海拔的指示因子，海拔较低、临近水系的聚落点无疑更具有生产生活的优势，同时，通过对河道的不断疏浚以及水利工程的持续建设，当地居民最终于19世纪（清代）建成了完善的灌溉水系，在滇池流域北部形成了较高的河网密度，分散了上游来水，不仅显著扩大了入湖口冲积扇面积，还通过蛛网般的水渠拓展了灌区面积，从而使海拔较低的聚落较少受到水患影响，聚落才得以聚集在河网密集的低海拔地区。即，互嵌作用对于聚落格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效应在于完善了灌溉体系，保障了农业用水安全，使滇池流域的聚落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降水的依赖。也因此，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影响的降水因子，其作用仅为 0.027（图7）。
4.3.2 历史长周期：人水关系双重演进线索
（新石器时代至20世纪）如果说海拔与河网密度的互嵌作用反映了13世纪之后人水关系的细节，那么在更长时间尺度内，则有2条线索贯穿了滇池流域的人居环境演化进程。第一条线索是从新石器时代至12世纪（宋代），在此长时间尺度内，滇池主要以自然系统的方式存在，人居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水文约束”特征，即居民适应濒水自然环境、利用滇池湖岸区域进行渔猎与农耕活动，以“择水而栖”的方式，在滇池南岸发展出“耕田邑聚”社会形态，并在7—12世纪（唐宋）对滇池北岸进行了初步开发。第二条线索是从13 世纪（元代）至20世纪大规模工业化之前，在此短时间尺度之内，滇池作为“人-水”的复合系统而存在，人居行为表现出“人水互动”特征：从13世纪（元代）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海口河开始，滇池流域进入水利时代；14—16世纪（明代）在已修建水利设施的基础上，继续深挖海口河，加固松华坝并在盘龙江新修南坝闸，修建了金汁河、银汁河等灌溉水系，使农田灌溉面积大幅度提升；17—20 世纪（清代）通过系统性的河道整治，从而构建起以“一源十尾”为特征的灌溉水系网络。人类通过屯田、治水等方式大规模干预自然系统，降低滇池水位促使滇池水域退缩，以“治水而居”的方式，在滇池北岸和东岸涸出大面积可耕土地，形成“南渔北耕”的空间分异规律。滇池的开发重心也从东南岸转移至北岸，依次在滇池北岸建成的中庆城、云南府城、清代昆明城是此时期人居活动的显著标志。两条线索相继，构成人水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变迁演化内涵（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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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地名学与 GIS 技术的交叉分析框架，结合语言分析、空间格局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揭示滇池流域聚落体系在水文主导下的空间演化机制，主要形成以下理论洞见。
1）滇池流域整体聚落格局呈现双中心结构。北部冲积扇区依托盘龙江水系形成行政-经济复合中心，东南湖滨平原区则保留早期渔耕文明的特征，形成“南渔北耕”的地理分异规律。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水退人进”的总体趋势，通过卫所屯田、兴修水利、灌区拓展等人水关系的重大变迁，使人居活动的重心从东南岸转移至北岸，在逐渐累积的人居行为中，对水文环境的良性可控得以实现。
2）人水关系贯穿了滇池流域聚落格局的演化过程。短时尺度下海拔与河网密度互嵌，通过水利工程降低河床高程、扩大冲积扇面积，显著增强了低海拔区的聚落承载力；长时尺度下从“水文约束”到“人水互动”，聚落重心迁移轨迹与湖岸线退缩过程的显著空间耦合，印证人水关系的阶段性转型特征，实现了从“择水而栖”到“治水而居”的范式转换。
3）地名学与空间分析方法的结合为人居环境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创新路径。本研究通过构建地名语义与空间属性的耦合分析框架，证实了地名学在人居环境过程重建中的时空解码功能，其多源异构数据的解析能力为流域人居环境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论。
回溯历史，可见以人水关系为主线的人居环境变迁脉络延续至今。当前，滇池流域作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当前空间规划转型的大背景下，筑牢河湖生态屏障的规划举措，对于滇池流域人居环境的生态安全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地名作为民俗风貌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反映，蕴含了不同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对传统地名的搜寻、地名文化内涵的挖掘、新地名的合理命名，不仅有利于保护传统地名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对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实现人水关系和谐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因多时段切片地名数据的繁杂，本次研究主要针对当前较为稳定的聚落地名进行梳理，对于不同时间段聚落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待后续研究推进。
作者：王迎澳、胡维建、彭文、杨宇亮
来源：《风景园林》2025年第0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刘 言
审订：王玉凤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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