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故宫在今年年初特别策划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与“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两大玉器展，数百件玉器为故宫博物院首次展出。与此同时，一本以通过介绍故宫玉器来讲述中华玉文化的书籍《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正式出版。
以上的内容都与中华玉器有关，也都与徐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琳，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2003年考入南京大学考古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博士学位。现工作于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为研究馆员，同时兼任故宫学研究院古玉器研究所所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琳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先后主持承担一个国家课题和两个院课题，并参与多项玉器课题的研究，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
近日，作为两个展览的策展人，同时身为《玉见故宫》的作者，徐琳接受了本报专访。她回顾了在30余年的博物馆业务工作中，专注于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的心路历程，同时，分享了创作《玉在故宫》时的想法。她希望这本书可以带领更多的人穿越九千年的中华玉文化史，探寻故宫藏玉背后的文明密码。
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还原了一件元代春水玉钩环
回忆起最初与玉器难以割舍的缘分，徐琳谈起在她的玉器研究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件春水玉。
1960年4月，在位于江苏无锡雪浪乡尧歌里的一处修水库的取土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夫妻合葬墓。因有青石圹志一方，可知该墓是一座元代墓葬，墓主为钱裕，出土了金、银、玉、水晶、玛瑙、漆器等147件文物。这座钱裕墓虽然没有被盗，但是当地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因不知情未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时墓葬积水，墓中许多器物被公安同志从水中捞出放在一旁，器物出土位置因此被扰乱。“出土位置对研究古代人生活非常重要，我们基本可以根据未曾被盗、被扰乱的墓葬的器物摆放位置，推测出原来的使用功用及古人的生活状态等，但钱裕墓出土时的器物摆放情况已完全不明。”徐琳解释道。
因当时条件有限，从钱裕墓出土的19件玉器被送到当地博物馆之后，近40年的时间里，它们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1998年，徐琳第一次接触钱裕墓出土的一批玉器，其中有两件玉器吸引了她的目光：一件是春水玉，长8.3厘米，宽6.7厘米，厚2.2厘米，白玉质，器身遍布黄土色沁，正面弧凸，背以椭圆环衬托。这块玉以鹘攫天鹅为题材，镂空透雕四层纹饰，以水、荷、莲、芦苇、草卉为背景，一只天鹅正张口嘶鸣，潜入荷丛之中隐藏。荷叶上方有一海东青鹘，勾喙，细身长尾，身长还不及鹅颈，正回首寻觅，伺机攫捕。另一件白玉带钩长7.4厘米，宽2厘米，高2.4厘米，白玉质，表面土沁色如春水玉。其钩首扁而宽，以阴刻莲花、莲蓬为饰，琵琶形腹上起凸镂雕荷花水草纹，背部为一桥形纽，长方形孔。
组合在一起的元代春水玉钩环
徐琳第一次拿起这两件玉器时，偶然地把白玉带钩和春水玉勾连套合在一起，这样不经意间的尝试让徐琳的心中产生一阵狂喜。“它们竟然那么吻合！春水玉左侧椭圆环托部分那个不起眼的下凹的空当，正好可以让带钩钩首穿过。它们都是一样的白玉质，且纹饰统一，简直就是天造地设，这两者应该是用同一块玉料雕琢，并出于同一玉工之手。”
同年，徐琳将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徐琳认为这件玉器在元代应为与带钩配套使用在腰带上的带饰，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佩饰或如意瓦子。这一发现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同，这不仅恢复了历史原貌，也使这对钩环成为全国唯一一套配套的出土标准器，成为鉴定同类玉器的重要参考。此后，徐琳根据文献将这些有明显穿系痕迹，应是腰带上的带饰的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玉图画”命名为绦环。
“在故宫博物院的玉器收藏中有许多这类绦环，我看到它们时总是倍感亲切。这份缘分促使着我最终决定选择玉器研究作为终身的专业方向，直至今日每每想起都激励着我，让我坚持下去。”徐琳感叹道。
凌家滩文化的“玉人”
一头扎进故宫
一辈子都不见得琢磨透
2006年，徐琳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对徐琳而言，故宫博物院是实实在在的大宝库，“一头扎进去，待一辈子都不见得琢磨透、研究完。”
据徐琳介绍，故宫博物院不仅是明清故宫建筑群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全世界收藏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最多的博物馆，馆藏文物达190多万件，其中仅玉器收藏品有数万件。故宫的玉器藏品主要有两种分类方式保管，一种是以质地分类，这是故宫玉器藏品的主体，主要集中于故宫器物部的玉器库房。这里收藏有中国古代玉石器3.1万余件（套），其中绝大多数是真正的闪石玉器物，也有翡翠、玛瑙、水晶、松石、寿山、琥珀、珊瑚等各类彩色玉石和有机宝石等制品，还有许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以及资料、标本等。还有一部分玉器以器物功能分类，散布在故宫的其他门类库房中。总体而言，故宫玉器藏品的总数不低于4万件。“故宫最大的优势就是藏品是不断代的，涵盖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且每个时期的藏品都有孤品和精品。故宫有从新石器时代各个重要考古学文化到清末民国时期的玉器，甚至还有当代玉器和外国玉器，具备完整的玉器发展体系。其中珍品、孤品繁多，整体质量极高。”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量庞大的玉器中，真正的考古发掘件仅有百余件，其他则是清宫旧藏的传世品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收的玉器。清代的一部分玉器因有年款、黄签、档案背景资料等辅助信息，成为断代标准器。而除此之外的相当一部分玉器是已经脱离了地层关系背景、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传世品，在徐琳的工作研究中，要首先对这一类传世品进行再鉴定断代的研究。徐琳将这一过程称为“库房考古”。“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库房考古’，这是我进入故宫后提出的词。因为我们对故宫所藏的玉器的研究鉴定，就像是考古学家在发掘证据一样，只不过我们把地点从田野搬到了室内，把多元的分析对象变成了单一的一类器物。”徐琳解释道。
徐琳在“库房考古”过程中，需要依据考古出土品的造型、纹饰、工艺特征、玉料特点、历史背景，对故宫传世藏品，尤其是对清以前的一万余件玉器进行断代研究。对徐琳而言，“库房考古”中较有难度的则是遇到沁色和改制两个难点。沁色是指玉器在环境中长期与水、土壤以及其他物质相接触，自然产生的水或矿物质风化侵蚀玉体，铁、锰等氧化物缓慢地侵入玉器使其部分或整体的颜色发生变化的自然现象，古玉的沁色有鸡骨白沁、铁锈沁、水银沁等多种，沁色通常会成为一块古玉的重要鉴定标准。“改制器工艺痕迹其实不难看出，而沁色是最难判断年代的。比如清代人做假沁和明代人做假沁其实差不多，虽然从造型和纹饰能看出来会有差别，但是当时的人可能会利用物理因素制造沁色，同时再经过人们不断地盘玩，便更加难以判断到底是哪一朝代的玉器。盘玩过的玉和出土的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良渚出土的玉琮没有被盘玩过，只有出土的痕迹，它的颜色是鸡骨白色。而清宫旧藏的良渚玉琮则是被盘玩过的，乾隆皇帝很喜欢它们，我们肉眼就能看出颜色是不同的。”徐琳解释道。
在“库房考古”的过程中，她多是以眼学来做判断，因为目前的科技还无法代替眼学，只能做辅助。比如在研究改制器的难点上，徐琳需要像中医搭脉一般从玉器的身上看出它的故事和流传的经历。“如果一件汉代玉器传到了宋代，宋代人对其进行改制了，这就会干扰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能够去还原一件玉器曾有过的历史，这要求我们对考古出土的每个时代的玉器都要特别熟悉。”
燕家院子的玉牙璋
一枚玉牙璋上的印章
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徐琳常常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一种幸运，“因为每天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打交道”。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玉器，徐琳总是常看常新，每天都会有新发现，而且在不同时期看同一件器物又会有不同的新看法和新领悟。
2019年年底，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了“金玉琅琅——清代宫廷仪典与生活”的展览，展品均来自故宫博物院。作为策展人之一，徐琳特意挑选了一件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据徐琳介绍，这件牙璋长37.3厘米，最宽11.8厘米，柄宽5.6厘米，厚0.6厘米，形体非常宽大。牙璋已受沁为褐黄色，表面还有部分丝网状的白色水沁。牙璋扁平体，首部为刃边，内凹成倾斜月牙状，柄略呈长方形，一边为斜边，近栏处有一单面穿孔，阑部装饰复杂，有四组阴刻平行线，侧边出两组四个齿牙及一对张嘴兽首，兽首上亦有错落有致的齿牙。这件牙璋作为礼仪用玉放在展厅第一部分的显眼位置。
布展之后，徐琳的一位在金沙博物馆工作的学生袁梦，偶然发现了这件牙璋的柄端似乎有一枚方形印章，且刻有四字。袁梦就给徐琳拍了不同角度的照片，徐琳看后确定是一枚印章，印文为“燕仁安印”。“这一发现非常令人兴奋，这件玉器竟然是在三星堆最早的发现地‘燕家院子’出土的，这件牙璋因此可以确定为月亮湾文化玉器无疑。”徐琳总结道。
据徐琳介绍，燕仁安和燕家玉牙璋的来历是这样的：“三星堆村有一处叫月亮湾的地方，其中一户燕姓人家的主人名叫燕道诚。1929年农历四月，燕家想挖一个水坑蓄水，他的儿子燕青保在挖水坑时发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器，后又发现玉器，据说共有四百多件。燕青保就是燕仁安，仁安可能是他的字。燕家到底藏了多少件玉器以及卖出去多少件玉器早已无人知晓。燕仁安将发现的大部分玉石器陆陆续续上交给了国家，一部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一部分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博物馆。”
据记载，1951年广汉县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时，燕仁安推着鸡公车向人民政府捐献文物，当时他取下车上的几块大石璧，又取出一只琬圭、一只琰圭、一只已经折断的褐色玉磬、一只黄褐色的琮。然而，燕仁安并没有把所有的玉器捐给国家，因为他当时惋惜地说：“可惜啊，还有一两件红色玉器，我晚上悄悄把它们埋在鸭子河滩了，后面就找不到了。”
徐琳翻看故宫文物账册，查出这件玉牙璋是1957年6月由故宫收购的，但没有更为详细的来源地。2020年年初，金沙博物馆的展览结束，徐琳在故宫又对这件玉牙璋进行仔细查看，发现牙璋柄部不止一处盖有印章。“我发现正反两面均有印章，而且放大后发现有朱文印泥的痕迹，可见原来盖的是朱文印章，只是红色的印泥已掉落不见，只留下印油的痕迹沁入玉质。因为牙璋本身沁色斑驳，如果不知有印章的存在，即使仔细寻找也很难发现。”徐琳分析道。
这件玉牙璋进入故宫已有60余年，这期间常被展出，故宫一直将其定为商代玉器，却一直都没有发现其上有燕仁安的印章。“这件玉牙璋曾在故宫许多展览中展出过，从没有人发现上面的印章，我也曾上手细细观摩过，也从未看到过。在此之前，我们推测其为三星堆玉器也是凭借考古出土玉器的佐证和经验。但在这次金沙之旅，玉牙璋回到故乡，在特定的摆放角度和特定的灯光下，它显出了印章，而这一偶然的显现让我们发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它的来源证明，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一本科普类著作
串联起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
今年正值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院庆，故宫先后举办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与“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徐琳均深度参与了策展过程。
已于3月16日闭展的“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展出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104件玉器，其中绝大多数是首次公开展出。作为策展人之一，徐琳在回顾该展览时直言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展览。“一提到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玉器，很多人都会认为是皇家收藏，但其实故宫有一批顶级的考古出土品。凌家滩文化玉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批。1993年，故宫博物院向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购买收藏了104件凌家滩文化玉器，因此这次的展览是故宫30多年以来首次将凌家滩文化玉器全部展出。”
比如，凌家滩遗址共出土6件相似的玉人，而此次展览是故宫首次同时展出四个玉人，玉人长方脸，弯眉长眼，蒜头鼻，“面部已有明显蒙古人种特征，和现在的中国人面貌一致”。“玉人眼睛微闭，双臂弯曲紧贴胸前的姿势与红山文化玉人一致，这是史前大巫的形象。这类玉人是他们的主人在重要祭祀场合佩挂在身上的一种玉器。主人的身份可能是大巫，玉人表现的是他们在祭祀场合的姿态，也是巫以玉事神时的法器。玉人的形象刻画提供了早期中国人的形象，也为研究远古文明社会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在策划“凌家滩文化玉器展”的最后一个单元“九州共辉”时，徐琳曾为想要纳入更多精品和孤品的玉器而感到困难，因故宫文物众多却受展览篇幅的限制，徐琳只能努力将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其他文化的玉器进行展出，并一一作对比和介绍。除了玉人的对比以外，还能看到不同文化中的玉龙的演变，红山文化的玉玦形龙与凌家滩文化的玉龙都是头尾卷曲状，均有钻孔，可随身佩戴，都突出了吻部。但红山文化的玉玦形龙头尾不相连，纹饰简单，背部无鳞，凌家滩文化的玉龙则是背部有鳞，且头尾相连。
该展览展出时，引起了不少学者、玉文化爱好者、自媒体博主的兴趣，他们还会自己撰写科普文章以及对史前文明的想象和猜测。徐琳对此持开放的态度，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猜想，因为史前文明没有文字，只要大家能自圆其说，完成自己有趣的遐想。“这个展览引起了大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兴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徐琳开心地说道。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东六宫区域的斋宫正在展出“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该展遴选258件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和田玉精品，其中130件文物为首次展出。从该展览可以得见，自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贡玉制度的实施将和田玉的使用推向历史高峰，和田玉的制作和使用空前发展和繁荣，中国玉器艺术进入历史上第三个发展高峰。
以上两个故宫玉器展中的大多数玉器及其背后的历史、来源与故事等，均可在徐琳所撰写的《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一书中得到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徐琳在2023年开始写作、历时一年完成的科普类书籍，也是她第一次面向公众撰写解读中国玉器的文章。“这本书中有我曾经的研究成果，它并不是一本很浅显的著作，而是由浅入深地把中国古代玉器史讲清楚。由于我平时也在学校任教，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这部玉器史就自动浮现在我脑海当中。故宫的文物十分丰富，我无法忽略任何一个时代的玉器。因此，我要通过介绍故宫博物院各个时代玉器藏品，将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史串联起来，同时讲解一些玉器的基础知识，对中国人为何爱玉进行了理论分析。”
徐琳希望通过《玉见故宫》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中华玉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具有原创性和不可替代性。了解玉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供图/徐琳
编辑/张严涵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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