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真的能理解死亡吗？

利维坦按：

“拟人化”似乎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先天倾向，看到海豚就觉得它们有一张笑脸，这明显是一种人类情感的投射。不过，正如灵长类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所言：“长期以来，赋予动物人类情感一直是科学的禁忌。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遗漏一些关于动物和我们的基本知识。”

的确，我们人类势必只能以我们的视角来看待动物，在这一过程中又在所难免地会多少代入我们的情感与经验判断——比如动物是如何对待死亡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人类。

动物是如何理解死亡的？这是贯穿本文的核心问题，按照写作惯例，我应该从一则轶事讲起。但选哪个呢？

在撰写这篇文章期间，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狗亲眼目睹了它最亲近的狗朋友被车撞死，从那以后，每当他们路过那条街，那只狗就会变得忧伤而焦躁。我的信息推荐算法推送了一则关于一只悲伤的鳏居鹅后来找到新伴侣的故事。社交媒体上的一位up主则主张，杀死动物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并不理解死亡。

我读到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在哥斯达黎加经营动物庇护所的报道。每年，一只她曾救助过的猴子都会带着自己的新生幼崽来探望她，但某一年，这只猴子带来的是一只死去的幼崽。也许它希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个人类还能再次帮上忙。但这位灵长类动物学家无能为力，几个小时后，那只猴子似乎认输了，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阅读了数十篇科学论文——讲述一只母澳洲野犬连续几天携带死去的幼崽、大象似乎会埋葬它们的死者、海豚不愿让死亡的群体成员沉入海底——也阅读了关于这些行为应如何解读的争论。

阅读时我常常怀抱着我的猫玛雅（ Maya），它当时正因肾病而奄奄一息，我也时常想起英格玛（Ingmar），我去年冬天死于癌症的猫。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晚，身体已然消瘦干瘪，她却鼓起最后的力气，前往自己最喜爱的角落，就像是在告别。

我常常思考至亲终将离世的事实，这让我时时不安。我也偶尔想起自己的死亡，虽然目前这还不是我的主要担忧。我曾陪伴一只名叫焦糖的山羊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是在我志愿服务的动物庇护所——在临终时，它侧卧着，瞳孔非常大，宛如星系。

科学界与大众普遍认同的常识是：动物对死亡知之甚少。它们显然能感知死亡，可能也能区分生者与死者，但并不能真正理解死亡。因此，当一只兔子逃离一只狐狸时，它是在逃避疼痛，而不是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一切体验。而那只成功捕猎的狐狸，也只是知道猎物不动了，而不是明白猎物已经死亡。它们没有“死亡”这一概念，这并未出现在它们的心理模型中，更遑论成为忧虑、痛苦或动机的来源。至少主流观点是如此。

“ 凡人是那些能够以‘死亡’之名来体验死亡的存在。动物无法做到这一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如此写道。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其《否认死亡》（

The Denial of Death

）一书中宣称：“对死亡的认知是反思性的、概念性的，而动物被免于此种认知。”贝克尔对动物尤其轻蔑——“它们的内在是匿名的，”他写道，“它们生存、消逝，皆无思虑。”甚至连拥护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心智共通性的查尔斯·达尔文也认为，动物无法理解自己会死去这件事。

即使当代人越来越欣赏其他动物的心智，死亡的理解依然是一道清晰的界限。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关注这个议题。他们主张，一些认知能力特别强的动物，的确可能理解死亡。这种理解也许不如一个21世纪成年人那样成熟完整，但已足以模糊这条界限。

而一些研究者与学者更进一步认为：理解死亡其实并不复杂，即便是简单的形式也富有意义，或许不仅限于少数几种动物，而是为许多生物所共有。

死亡认知或许并非我们与动物的分界线，而是我们之间的共通点。与其用它们的认知是否“像我们”来衡量，不如反过来看我们的认知有多大程度与它们相似。由此我们面临一个关乎人类与动物关系、甚至关乎我们自身的问题：在我们体验死亡时，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有多少并非人类独有，而是与其他生物共享的？

2008年11月下旬，在苏格兰斯特灵市（ Stirling）一家野生动物园生活的小型黑猩猩群体中，年老的母猩猩潘茜（Pansy）因感染呼吸道病毒而病倒。她当时已年过半百——对黑猩猩而言已是高龄——体力不支，难以康复。潘茜开始在地面筑巢栖息，而不再攀上猩猩们平时的睡眠平台。其他猩猩也跟着她一起在地面睡觉。

有一个下午，潘茜明显已经时日无多。她挣扎着登上了平台，躺在她女儿前一晚为她铺好的巢中。她的呼吸已变得急促沉重，死亡近在眼前。猩猩管理员曾考虑将她从群体中移开并予以安乐死，但最终认为那样做会造成创伤。他还想起，为研究黑猩猩睡眠模式而在平台上安装的摄像机。他打开了摄像机，从而记录下潘茜生命最后时刻及其死亡后几个小时群体的反应。

潘茜死后的第二天早上。© Nicola McCleery/Blair Drummond Safari Park

此前虽有零星观察到黑猩猩的死亡，但从未如此细致入微。“当我们查看录像时，我简直惊呆了，”京都大学研究灵长类动物认知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回忆说，“从没有人见过这一时刻，这些幸存黑猩猩的表现清楚显示出，它们意识到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夜幕降临，潘茜所在的小群体格外专注。它们以异乎寻常的频率为她梳理毛发、轻抚她的身体。在她呼吸逐渐停止的过程中，它们凝视她的面孔，当呼吸终止，它们轻轻摇晃她的身体。其中一只名叫奇皮（Chippie）的黑猩猩还猛捶了她的胸口——但当潘茜依然一动不动时，它跑开了。那晚它们几乎没睡；潘茜的女儿罗茜（Rosie）整夜守在母亲尸体旁，另外两只则互相偎依，不断为彼此理毛——其频率相当于它们平时一个月的总和。奇皮后来又三次“攻击”潘茜的尸体——但这些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否认或愤怒，或试图唤醒她。安德森与同事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期刊上的一篇分析中如此写道[1]。

第二天，动物园工作人员移走了潘茜的尸体。黑猩猩们“显得极度压抑”，安德森的团队写道。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它们都回避潘茜临终的那个平台。几周后，它们依然情绪低落，行动迟缓，食欲减退，异常安静。显然，它们似乎在哀悼——不仅是潘茜的缺席，更是她的死亡。

“尽管没有与死亡相关的符号或仪式，黑猩猩表现出多种可与人类对亲人去世的反应相类比的行为，”研究人员写道，“人类是否是唯一具有死亡意识的物种？我们认为，黑猩猩对死亡的意识一直被低估。”在科学界，这是一个谨慎却颇具争议的主张。即便是对人类最亲近的现存亲缘物种，做出如此推测仍属激进。一些科学家表示反对：虽然安德森等人小心地指出这些行为只是可能表明了死亡意识，并非确证，他们仍被批评为不严谨、过于拟人化[2]。

然而尽管充满争议，这一观点已进入严肃讨论的范畴，并催生了比较死亡学（comparative thanatology）这一领域，也就是对其他动物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上与死亡相关反应的科学研究。自此以来已有大量研究问世。我们距离真正理解动物在想什么尚远，但起点或许是反思：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

理解死亡不同于识别死亡。许多蚂蚁会将死去的同伴移出巢穴，但这是一种反射行为而非反思行为。若将活蚂蚁涂上尸体分解时释放的油酸（oleic acid），其他蚂蚁即使看到其挣扎，也会将其拖出巢穴。这不是真正的理解。同样地，负鼠或猪鼻蛇假死以躲避捕食者，并不意味着它们意识到自己在“装死”，它们只是本能地执行一套动作。

而在人类中，心理学家已将成熟的死亡概念划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功能终止、不可逆性、因果性、普遍性、个体死亡的必然性。理解死亡意味着知道：死亡终止生理与心理功能；死者无法复生；死亡由生命维持机制的崩溃所致；所有生物都会死亡。这一理解可拥有更多层面，如对来世的信仰。我们稍后会谈到儿童所拥有的死亡理解，但上述是基础框架。

大多数研究这一主题的科学家都同意，没有任何动物达到这一理解层级。虽然有些物种——如某些类人猿、大象与鲸豚类——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理解功能终止、不可逆性，或许还有因果性与某种有限的普遍性，但在它们之外，动物对死亡的真正理解被认为极为稀少甚至不存在。当然，这是出于理性假设。

然而，对哲学家苏萨娜·蒙索（Susana Monsó）而言，这种认为死亡难以理解的信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她是《装死游戏：动物如何理解死亡》（

Playing Possum: How Animals Understand Death

）一书的作者。她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人类对死亡的成熟理解。蒙索提出，只需两个要素即可构成她所谓的“死亡最小概念”：不可逆性功能终止

意识到某个个体不再如常活动，并理解这一状态是永久性的，这就是对死亡的理解。它简单而深刻，所需的认知基础也十分低。

区分有生命与无生命个体的机制在进化早期即已出现，现今普遍存在于动物界[3]。若再加上预测其他动物行为的能力，当面对一具尸体时，就具备了重新分类的契机：将其从“行为可预期者”归入“行为停止者”，而这一状态不可逆。一个死亡概念便可由此产生。

“在我看来，死亡无非是身体的损坏，”安东尼奥·奥苏纳-马斯卡罗（Antonio Osuna-Mascaró）说。他是维也纳兽医大学的动物认知研究者。“去掉那些宏大的理念与神话，我们就能像自然那样看待死亡。我们发现，理解死亡，就是认出一个身体坏掉了。”

蒙索与奥苏纳-马斯卡罗认为，这种最小概念是基础。许多动物都能在此基础上加上其他理解层面，如因果性与对自身死亡的认知——也许不是“我会死”，而是“我可能会死”——从而构成更丰富的死亡意识。有多少物种能达到这一程度？“现在还无法对此给出有力结论，”蒙索说，“但肯定远比科学史与哲学史让你相信的要多。”

詹姆斯·安德森认为，海豚和大象有能力理解死亡，其程度“大致相当于人类青少年”。当我问他对蒙索观点的看法时，他同意非功能性和不可逆性很可能是动物最先掌握的死亡要素。但对他来说，这种最小概念中的死亡所包含的只是极其微弱的理解印象，几乎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解。要使它有意义，还需要更多内容：也许是因果关系的理解，甚至是普遍性的把握。

然而，在安德森回答时，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期与死亡的经历——最初是一只兔子，后来是一位保姆。我对这些死亡的理解仅限于不可逆性和功能终止，对死因几乎没有认识，也完全不了解死亡的普遍性。按发展心理学的标准来看，我的理解远未成熟——但那些经历依然极为强烈。“我完全不认为理解普遍性是必要的。我也不认为理解必然性是必要的。关于死亡概念，有很多成分我认为都是多余的。它们并不是构成对死亡有意义理解的必需部分。”奥苏纳-马斯卡罗如是说。

母爱：一只母猕猴和她的幼崽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深厚的情感纽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灵长类动物的母亲即使在幼崽死去后仍会继续怀抱它们。© Amil San / Shutterstock

有趣的是，20世纪早期到中期研究儿童对死亡的理解时[4]，研究人员发现，儿童常常将其视为一种离别——死者仍然存在，但由于某些现实原因无法回来：天堂太远了，棺材钉死了。有些孩子把死亡理解为一种永远无法醒来的睡眠。这并不是说有些动物就一定以这种方式理解死亡——尽管我确实想知道——而是要说明，即便对死亡的理解在功能终止和不可逆性这两个最基本要素上都存在误解，这种理解依然可能非常深刻。

安德森建议我与京都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安德烈·贡萨尔维斯（André Gonçalves）交谈，他对比较死亡学尤其感兴趣。贡萨尔维斯对动物能否灵活地将死亡概念从一种情况扩展到其他情况持保留态度。他说，人类在这方面的思维尤为擅长。尽管一些动物展现出所需的认知能力，但对许多动物而言，这种思维或许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我们还谈到了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且本质上与之不同的倾向——以及它是否使比较死亡学家不愿承认其他动物对死亡的理解。对贡萨尔维斯来说，开放地看待其他动物能否理解死亡的可能性，恰恰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他的同事们只是以严谨的方式研究这一现象。这种现象很难测量和解释；即便是高度暗示性的行为，也可能有多种解释。看似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实是科学的严谨。

然而，让我感到以人类为中心的，并非比较死亡学家的某种人类优越感，也不是他们对丰富的动物经验抱有偏见，而是他们总是默认假设动物无法理解死亡。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动物可能理解，甚至理解死亡的角度出发呢？

一个在我看来过于谨慎、不愿承认动物理解死亡的典型例子，是关于哺乳动物母亲为何有时会在幼崽死亡后仍然携带它们数天乃至数周的讨论。这种行为在许多物种中都有记录，包括海獭、澳洲野犬和一些鲸豚类，但在灵长类中记录尤其详尽[5][6][7]。乍看之下，这似乎是适应性不良的行为：它耗费体力，妨碍觅食，也使母亲更容易受到捕食。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已有多种假说被提出[8]。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母亲对幼崽的爱并未因死亡而终止。母亲依然关怀；她们正在悲伤。当然，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也许携带死亡的幼崽是某种练习，有助于未来的育儿。又或者，在某些雌性通过母亲身份获取社会地位的灵长类社会中，携带幼崽尸体可以让她们继续获得额外的理毛和支持。还有人提出[9]，一些灵长类对任何哺乳动物特征的物体都感兴趣——不论是活的幼崽、尸体，还是一根带毛的棍子。实际上，母亲可能甚至已经无法再辨认出自己的孩子；她们或许只是把尸体当作一个有趣的幼崽形状的物体。又或者，雌性哺乳动物天生就被幼崽吸引，无论它们是生是死。事实上，尤其当死亡原因不明显时，母亲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幼崽已经死亡。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判断？科学上没有明确答案。我的直觉是，母亲知道幼崽已经死亡——也许不是立刻，但几天之后肯定知道——却无法放手，无论是象征意义上还是字面上。这似乎是最简洁的解释；也是最忠于母性体验的解释。

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家阿莱西亚·卡特（Alecia Carter）倾向于用这一解释来说明她所研究的狒狒行为。在“多种心智”（Many Minds）播客的一次采访中，她称携带幼崽尸体是“母性照料的延伸以及无法切断的母子纽带”。至于这种行为更深层次的功能，卡特认为“它是悲伤调节的一种形式”。

2018年7月24日，一头虎鲸宝宝诞生，但很快便死去了，虎鲸妈妈托着幼崽的尸体整整17天，游行千余英里。© The Guardian

理解死亡并非哀悼的前提，但它可能使哀悼更加深刻。动物是否会哀悼，这一点也存在争议，比如2018年夏天的著名案例：逆戟鲸塔勒夸（Tahlequah）将她死去的幼鲸托出水面整整17天，游行千余英里，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些科学家称这是哀悼；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认为无法确定她的行为是否表达哀悼，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默认的解释应是塔勒夸并未意识到幼崽已死，只是希望她能复苏。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案例研究。而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塔勒夸可能既在哀悼死去的孩子，又希望她能够复活。我们许多人都曾站在挚爱之人的棺木前，期待看到他们醒来。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那种绝望而非理性的愿望——希望逆转不可逆的命运——正是我们悲伤的一部分。

2024年初，研究印度北孟加拉地区亚洲象的学者报告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发现：5头象崽被发现埋在茶园灌溉沟渠中，它们的四肢朝天，突兀地露出地面。周围的泥土被踩实，足迹和粪便显示，这些“埋葬”行为是由象群完成的。

研究人员观察到，亚洲象会埋葬因感染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3个月至1岁之间的幼象。© Parveen Kaswan

这些埋葬发生在夜间。附近村民听到响亮的象鸣声，但没有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来的尸检显示象崽因健康状况不佳自然死亡，并非因跌入沟渠溺亡。它们身上的淤伤表明，它们被用腿和象鼻拖行了很远。一个相机陷阱拍到两头象一起行走，其中一头象用鼻子拖着一只象崽穿过茶园的红土地。

研究人员帕尔温·卡斯万（Parveen Kaswan，印度森林局官员）和阿卡什迪普·罗伊（Akashdeep Roy，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所的政治生态学家）认为这些埋葬是有意为之。他们写道，埋葬“反映出象群成员的关怀与感情”。尽管大象因智慧和社会复杂性而备受称赞，但此类行为前所未有，引发媒体大量关注。

人类的丧葬习俗——例如土葬等处理死者的仪式和习俗——大约出现于10万年前。人类学家认为这是智人发展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死亡认知与象征性思维结合，使得失去的体验更具意义，也赋予生命更深的内涵。大象或许也拥有自己的习俗，这令人震撼。

当然，也存在其他解释。也许大象确实携带死崽穿越沟渠，但途中滑脱；它们在尝试挽回时又刨松了两岸的泥土。京都大学的大象生物学家纳奇克萨·夏尔玛（Nachiketha Sharma）与印度科学研究所的行为生态学家桑吉塔·波卡瑞尔（Sanjeeta Pokharel）评论道：“除非我们亲眼观察到大象将尸体运至某处进行‘埋葬’，否则很难区分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行为。”他们补充说：“我们并不排除大象有埋葬行为的可能性——但根据已有观察，谁又能确定呢？”

几年前，夏尔玛与波卡瑞尔曾发表三起亚洲象对死去或垂死同伴表现出关注的详细记录[10]。其中一次，一头年老的大象因病死去，两头成年雌象守在其身边；当林业官员驱赶它们以便检查尸体时，发现死象头部周围堆放着枯叶和树枝。我们再次不禁想赋予此举更深的意义，也许是一种告别仪式或送往来世的礼物。然而——我们依旧无从知晓。

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一直极度不愿将任何动物对待其死者的行为描述为“悲伤”，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行为会被拟人化。© Franz Aberham | Getty

“放置树枝和树叶可能是一种象征行为。不过，也可能有其他解释，”夏尔玛与波卡瑞尔表示。也许大象在检查尸体时不再进食，或是嘴里掉落了枝叶。“我们只能推测，”他们说。但正是这种推测的合理性，体现了大象非凡的智慧，也引发我们进一步追问：它们对死亡的理解究竟可以有多复杂？是否可能有些大象不仅理解死亡意味着熟悉生命体的终结，还能意识到死亡终将降临在自己和其他大象身上？

理解“自己会死”这一点，或许并不那么复杂。蒙索举了一个例子：一只猴子看到其他猴子因从树上跌落或被豹吃掉而死。它将死亡与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然后推断其他猴子——包括它自己——如果也跌落或被捕食，也可能有同样的结局，这并不困难。这需要归纳与类比推理，这些能力在许多动物身上都能找到，加之自然界中不乏让动物从经验中了解死亡的机会。不少动物可能都做得到这一点。

但要理解“我将会死”呢？以及“每个人都会死”？对蒙索来说，理解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普遍性，极可能是人类独有的特征，或者至少需要借助语言才能实现。毕竟，现代人通过故事或课程学会死亡终将降临于所有人。蒙索认为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不太可能具备传达这种抽象概念所需的能力。

安德森同意，目前尚无动物交流死亡的确切记录，但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对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在照料死者时如何交流感到着迷。“他们确实在表达关于所发生事情的交流，”他说，“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如果真的出现，将是惊人的一步——有某种信号，比如叫声或手势，是在传达‘死亡’这一概念。”波卡瑞尔和夏尔玛记录了大象在死者旁边的长鸣，并认为大象可能在谈论死亡，但这一点尚未被研究。

安德森认为，黑猩猩或许能够学会理解死亡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波卡瑞尔和夏尔玛也对大象持同样观点，但他们表示“要以实证方式证实这一点将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诺埃尔（Noel）是一只黑猩猩，在赞比亚的一处保护区中，她正用一根草茎清理一只死去黑猩猩牙齿上的残渣。© Leeuwen, Cronin, and Haun; Scientific Reports Volume 7, March 2017

我们再次面临这样一种张力——这是比较死亡学乃至整个动物行为研究中的核心张力——即“可能性”与“可被科学证实性”之间的张力。科学家在实证主张上保持谨慎非常重要，但我们测量手段的局限性不应成为对“可能性”的限制。

但如果某种动物确实理解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那又会怎样呢？

已故遗传学家丹尼·布劳尔（Danny Brower）曾假设，对自身必死的意识会带来如此瘫痪性的恐惧与焦虑，以至于成为一种进化死胡同。人类之所以在意识到死亡的同时还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发明了种种知识性权宜之计。“人无法忍受自己的渺小，除非他能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东西，”欧内斯特·贝克尔在《否认死亡》一书中写道。

上世纪80年代，贝克尔的思想催生了“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受对死亡的深层恐惧所驱动。该理论也区分了复杂与简单的恐惧管理形式——前者包括超越性的价值观、宗教体系，后者则包括为群体做贡献、关爱亲人。

死亡焦虑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中，但不同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表现出死亡焦虑的各个方面。© wikipedia

根据该理论的创建者之一、心理学家汤姆·皮什钦斯基（Tom Pyszczynski）的说法，有三种认知能力是其基础：象征性思维、展望未来的能力，以及对自身生命与自我的反思能力。许多物种都或多或少具备这些能力。我问皮什钦斯基：某些动物是否可能进行与该理论描述相似的心理活动？不是复杂的形式，而是那些较为简单的。比如，和尚鹦鹉会不会在它们居住的汽车大小、世世代代的群体巢穴里添加树枝，从而找到更高的意义？一只大猩猩是否会在为朋友梳毛时更加细致，因为知道这类时刻终将逝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尚不得而知，”皮什钦斯基说。他不太愿意去猜测其他动物的内心世界，但“我们几乎每过十年就会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其他动物比我们以前认为的更精细、更有能力”。

一些山洞被冬眠的熊持续使用了数千年[11]。不可避免地，有些熊在冬眠中死去，因此这些洞穴里满是骸骨。某些熊——这种智力水平尚未被深入研究、但可能与类人猿相当的动物——是否会注视并嗅闻这些遗骸，感知它们的久远，并在自身骨骼中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从而直觉地意识到终将发生的事？一只和尚鹦鹉会如何构想“更大的福祉”？这些问题或许难以验证，甚至永远无法得知，但也有一些问题更加紧迫且可被处理。

在维也纳兽医大学的实验室中，奥苏纳-马斯卡罗正在开发测试戈芬氏凤头鹦鹉（ Goffin’s cockatoos）是否理解不可逆性与功能丧失的方法。另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解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以及动物获取这种理解的速度如何。如果一只狐狸通过捕猎老鼠而对死亡有所了解，那它要杀死多少只老鼠才能真正“理解”这个道理？它是否能从年幼时追逐甲虫的经历中做出推论？或许研究人员可以改编“恐惧管理理论”中的方法，该理论通过向人展示死亡提醒来判断其是否在思考死亡及其应对方式。“让动物接触死去的同类，看看这是否会促使它们表现出更多的养育或保护行为，”皮什钦斯基建议。

还有许多物种亟待研究。比较死亡学主要集中在灵长类动物，大象和鲸豚类也受到一些关注。其他动物则鲜有涉及，这种不平衡更多反映的是研究环境，而非潜力。奥苏纳-马斯卡罗指出，鹦鹉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安德森提到了角马和一夫一妻制的鸟类。

几年前，一个为亚利桑那州8岁男孩的科学展设立的摄影陷阱记录到，一群领西貒（Pecari tajacu，俗称臭鼬猪）在一只倒下的同伴身边守了10天，夜晚睡在她的尸体旁，并驱赶前来的郊狼。这是首次在野猪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也证明了我们还有许多未知[12]。

研究的边界必然存在。有些是伦理上的：冈萨尔维斯就反对播放已故黑猩猩的录音给其家属，以观察他们的反应。另一些边界则是根本性的。“有些问题我们能提出，但永远无法以科学方式解决，”蒙索说，“这没有关系。”我是否有可能真正知道，我的猫英格玛在生命的最后一夜重访旧地时，是知道自己即将死去，还是只是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心理安慰？我不想要确定性，也不想要严密权衡的假说。

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理解的内容已经不少，那也只是片段；在科学描述与实际体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许悲伤确实源于大脑对世界模型与现实之间不一致的感知，但这些说法仍难以表达真正的体验[13]。

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知识与不确定性呢？“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人类学家芭芭拉·金（Barbara King）说，“有关动物对死亡的反应研究，是否能促使我们对待动物更加善良、更有担当？”

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安德森提到了让圈养黑猩猩在亲属死后有时间与其相处，而不是立即移走尸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借此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获得某种形式的结束感。蒙索也就伴侣动物表达了类似观点。

最重要的含义则体现在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中。在有关印度茶园小象被埋葬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指出，当地人对大象感知能力的认可影响了他们的态度。他们写道，认为大象会埋葬小象并哀悼亡者，“增强了共处的道德基础。”当地人更关心大象保护，不是因为其生态功能，而是因为它们作为有智慧的生命体应当得到的道德尊重。

金强调，对死亡的理解不应成为尊重的试金石。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尊重。考虑到我们中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对死亡视而不见，我们也不该苛责那些对死亡理解不够的动物。但若我们能理解死亡对其他动物意味着什么，就能更认真地看待每一个生命，给予它们应有的尊重。

金说，这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轻视对待的生命：那些被圈养供人娱乐、被用于获取知识或被为了一顿转瞬即忘的餐食而杀害的动物，它们的苦难或许还因对死亡和失去的感知而加剧。人们对这些伦理意义的回应会因人而异，但动物或许与我们共享某种对死亡的理解——不必完全相同，却在关键之处共通——这便是更深层亲缘关系的基础。

这并不是在否认某些人类理解确实是独特的。如果真有什么是我们所特有的，那我想，是我们能够通过非凡的想象力去折射死亡的能力。或许没有别的动物会因亲人令人恼火的习惯而烦躁，又因想到有朝一日这个习惯将被怀念而感到悲伤。或许没有别的动物会被“本可以避免死亡”这一念头困扰，或思索自己原本可以做得不同。或许也没有别的动物会因此责怪自己，或是选择原谅。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对死亡理解的差异，还是相似之处？对我而言，是后者。是生命宝贵的共同本质，是其终结无法逆转的共同现实。

在死亡学文献中，许多关注点集中于死亡的仪式外衣：葬礼、神话、象征。这些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我想到野猪的守灵，也想到我曾参加和将来会参加的葬礼。即使葬礼早已结束，我们仍会站在坟前。

参考文献：

[1]www.cell.com/current-biology/comments/S0960-9822(10)00145-4

[2]muse.jhu.edu/pub/6/monograph/chapter/763971/pdf

[3]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49763414003546

[4]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43452390_Young_children's_understanding_of_death

[5]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76635713000387

[6]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44200618300473

[7]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brv.12512

[8]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441129/

[9]discovery.ucl.ac.uk/id/eprint/10192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