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向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称：“包武官说：‘我感觉此次任务很重大，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
此处的包武官，即后来担任美军观察组领队也叫组长的包瑞德，他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可见，还在赴延安前，美军观察组的领导人包瑞德，就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看作是中国的“新力量”，把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考察，看作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
“中国新力量”这一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的评价，在当时不但非常新颖，而且富有远见。
观察组到延安后，八路军接待人员无一人主动提及希望得到美方援助事。这给美军观察组留下极佳印象。
上文提到的 1944年 8月 2日包瑞德在关于林迈可所提无线电器材清单给周恩来的信中就特意说明：“观察组一切组员悉知贵方人员无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点予我人以极佳之印象。”
1944年 8月 10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给美军观察组介绍新四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情况时说：“经验告诉我们，最初要老百姓去打仗他是很害怕的。国民党就是用捆绑的办法绑着老百姓去，这样愈捆就愈跑。我们的方法则完全相反，我们采取民主动员的方法，完全根据人民要保家自卫的热情，给以军事训练，在本乡本土逐渐参加小的战斗，每一次都使人民感觉打仗并不足怕，而且常常获胜，使他们情绪提高（切忌胡乱使用人民去打硬仗，碰硬钉子，乱碰一通，第二次就难于动员了），顾及群众心理、能力、情绪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给以必要训练和多多尝试的机会，这就使人民从战斗中学会了。这样办法正如画一张名画一样，一点不能粗糙从事的。”
听到这里，包瑞德高兴地赞扬说：“这个办法好得很！”（陈毅与美军观察组关于华中新四军一般情况的谈话，1944年 8月 10日。）
1944年 10月 22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我曾告诉我的上级：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也合于美国在世界的这一块地方的利益。”（杰克·塞维斯（谢伟思）给毛泽东的信，1944年10月 22日。）谢伟思是美军观察组的核心人员，他把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党、军队和人民，看作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评价。
1944年 12月 21日，程子华等人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报告了到晋察冀根据地深入进行各方面考察后美军观察组一些人的观感或认识，其中说：毕德坚（即上文之彼德金——作者注）、路登等人实地参观后，“对国民党依靠外援，腐败无能，流露愤慨不止。我军所见，到处新颖，拍有照片多幅，并赠以我军数年来战斗照片，极欣喜。”“又赠以人民武装经验总结性之材料数种，极为欣赏，谓河南、湖南、广西如曾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绝不致如此溃败。”
这里所说的河南、湖南、广西的溃败，指的是 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触即溃、丧师失地的可耻失败。可见美军观察组非常重视敌后根据地的人民战争对抗日战争的作用。
电报还说：“数周来，观察组在此工作，均甚积极热情，政治情绪与日俱增。个别人，如毕德坚，思想保守，对我了解不够，经实地考查，深入下层，目睹工厂制造，铁路沿线活动，精神大为振作。主动提出对我物资援助问题，并要求告以需要数字。”“观察组路登，乃该组政治头脑，对我了解比较深刻。曾言：非仅愿与我抗战中团结，且愿战后与我继续合作。惠德赛（即上文之惠特塞——引者注）、德穆克、葛瑞斯，青年热情，谈话亲切，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彼等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彼等对国共关系，异常关心。”“尝谓：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纵对共产主义曾有非议，而对共产党之所作所为，钦佩至极。”
这里，“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其英语也可翻译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电报还说：“总观对我印象，皆极良好。我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 12月 21日。）
这里所列的几条，都是观察组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所看到的，与他们从前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国统区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是最能够打动他们，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东西，而这些又都是他们认为是进步的、正确的东西，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才会从同国民党的比较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美军观察组不但对共产党留下很好印象，而且还多次提议以各种形式援助共产党。如程子华等人 12月 21日电报称：毕德坚与路登二人访他们时，曾问“山东至晋察冀，运输交通如何。设美国军火援助，将可能自海上以潜艇（每个等于 50架飞机运输力），运至山东，不采缅甸路线”。（ 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 12月 21日。）
12月 30日程子华等人电报又称：“临行前，他们正式告诉我们，回美国后不久他们即将重来。毕德坚谓，将携一批军官来帮助军事。”（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关于美军观察组对我印象极好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 12月 30日。）
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和 10日，彭德怀和陈毅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历程和战果。
彭德怀在介绍中说：“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 32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 30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 22个师团。”“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 74060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 29次；共毙伤敌军 351113人，伪军 239952人，俘日军 2407人，伪军 148726人，争取日军投诚者 115人，伪军反正者 49461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 189028支，轻重机枪 3120挺，各种口径炮 489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
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 186593人，阵亡 103186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 158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的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制胜敌人的秘诀。”（彭德怀：《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括》，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
陈毅在介绍中向美军观察组提供了一份《新四军七年来战绩统计表》，其中表明，新四军七年来在华中经历大小战斗 17534次，毙伤敌伪军 241750人，俘虏敌伪军 34415人，敌伪军投诚反正 34066人。缴获长短枪 124459支，缴获轻重机枪 2651挺，缴获各种炮 100门。负伤指战员 64920人，阵亡指战员 44868人。陈毅向观察组介绍说：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根据地的“人民总数有三千万”，“穿着军服的正规军，有 18万。民兵是着老百姓衣服进行生产有战斗时参加战斗的，共有 55万人”。
“新四军在敌后 18万军队所抗击的敌军，正是国民党一、三、五、六、九战区及苏鲁战区（共有 100万人以上队伍）所共同抗击的敌军。”（陈毅与美军观察组关于华中新四军一般情况的谈话，1944年 8月 10日。）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刻意屏蔽、掩盖，这些事实美军观察组是第一次听说，对他们的震动是巨大的。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与民兵数量之多，对日作战次数之多，对日军牵制力量之大，条件之艰苦，作战之顽强，伤亡之巨大等，都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刮目相看，充满敬意。他们知道，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就是同中国 50万坚定的抗日生力军合作抗日，就是同在敌后坚持抗战的 8000多万根据地人民合作抗日，就是同中国民主进步的新生力量合作抗日。
这些事实，不但对当时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是一揭露，而且，对今天一些仍然相信甚至还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观点的人，同样是有力的反驳。
1945年 6月 2日，在赫尔利公开声明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上引叶剑英在与美军观察组毕德金中校等的谈话中，代表中共中央说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我们近百万军队，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减少你们美国人命牺牲。没有外围帮助，我们一千年也打下去，也要打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一定打下去。”
这段话，说出了中美合作抗日可以减少美国人民的牺牲这一事实，说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没有外界帮助也誓死抗日到底的坚强决心，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打胜”的必胜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