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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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办学校、开书馆、出杂志、做教具……这些居然都是一家出版社干的事！融合出版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早在120多年前，出版人张元济就带领商务印书馆以“教育+文化+传媒”的融合模式，构建起兼顾商业与文化使命的出版生态。张元济的出版事业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对当下出版机构寻求多元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在出版业竞争激烈的今天，如何突破传统营收模式成为行业难题。回溯120多年前，张元济早已探索出一套创新路径：通过出版扶助教育、通过创办学校培养教育人才、建立涵芬楼图书馆夯实文化根基、推出多元杂志传播新知。这些举措不仅让商务印书馆迅速崛起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巨头，更以“教育+文化+传媒”的融合模式，实现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使命的“双赢”。
这段历史不仅是出版业的经典范本，更为当代从业者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启示。
辞去南洋公学总办，专职做出版
商务印书馆是在1897年由上海四位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办起来的，他们是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但是真正的腾飞是从张元济加入开始的。
彼时夏瑞芳要做翻译出版，需常常寻求知识者的提议和意见，而他征询最多的就是时任南洋公学院艺术馆的张元济。1901年起，夏瑞芳经常向他征求意见，不断劝他辞去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张元济愿意帮助并提供意见，但与商务印书馆一直保持着非正式关系，直到1903年才辞去南洋公学职务。
1903年，商务印书馆进入历史上的转折点。张元济的到来，使该社终于找到一位通晓中西学识的人来指导采用何种出版方针。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头十年是相当成功的。公司的销售总额高达160万元，成了庞大的民族企业。它的工厂拥有最现代化的印刷机，在中国、日本、东南亚和意大利举办的各种工业展览会上，商务印书馆类型繁多的印刷品以其高质量的图版赢得大量的奖章。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搜罗最优秀的人才。两位最早由蔡元培推荐的爱国学社的人员——蒋维乔和庄俞——仍留任，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教育家。张元济还劝说一位好朋友、传统学者和改良派立宪主义者高梦旦担任编译所中文部主任。实质上张元济把那些志趣相投的学者招募到商务印书馆时，他的作风很富传统儒家色彩——他希望通过文字来改变风气。他是一个试图改变国民心态和思想的爱国者。况且，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也显示了不同于一般士绅的活动模式。他对这一出版机构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而非常自豪，要求商务印书馆掌握在经过新式训练的人的手里，使行政管理机构具有效率。1903年，当张元济掌控了该社的大部分方针政策时，商务印书馆做好了腾飞的准备。
寓学习于兴趣的教育创新
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甚至在更早的1904年就宣布新学校体制的详细规定和各级学校的完整课程设置方案。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精明地预料到这一切：第一册《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投放市场，在几个月内销售了10万多册。他们还为即将出版的10册初小教科书和4册高小教科书大做广告。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完成了该系列的各册读本。每册都配有教师参考书——这是实际的需要，因为大多数传统教师不太了解新教科书中介绍的科学、地理和世界历史的内容。每册还附有合适的学生补充练习，以使学生不需要教师太多指导也能练习。
1904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已在中国新式教科书市场上独占鳌头。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编辑小组的开明精神，特别是为了按照一个公认的基本准则而愿意放弃那种传统学者的自傲。从限制所用文字的笔画和强调生字的重复率，可以看出他们对儿童学习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在版面设计方面，将与课文密切相关的图示和生动解释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也应给予开创性的评价，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承认应寓学习于兴趣——而学习不仅仅是作为自我修养的需要。这是对传统中国教育思想的一个革命性创新。
教材重要，教育更重要
在商务印书馆继续为自己在教科书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沾沾自喜时，它也知道自己正面临一个艰巨任务，即旧式的教师对现代课程几乎一无所知。因此首先要使他们受教育。常常有教师不理解课本中使用的新名词，他们没有教学方法方面的知识，因为传统的中国学生只是简单地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一切知识。
1905年7月，商务印书馆为小学教师开办了第一期师范讲习班，6个月时间内训练了32名教师。同年12月又办了第二期教师训练班（约有100名教师），课程扩充到一年。还开办了一所附属于师范讲习班的实验学校，并经常介绍新的教授方法和新的材料。师范讲习班和实验学校不久后便享有盛誉，一直持续到民国成立以后。它们无疑帮助改善了许多教师的素质，帮助他们应付那些新科目。从商务印书馆的观点来看，它训练了大批熟悉“商务版”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教师，给公司的声誉和业务带来很大的益处。
1910年，商务印书馆办了一所学制更长、人数更多的师范学校，是为初等小学和高等学校教师举办的训练班。在1905~1906年间附属于师范讲习班的实验小学继续发展，渐渐成为一所专门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子弟学校。1907年，实验小学被正式命名为“尚公小学”。 尚公小学是上海管理最好的学校之一。它有受过现代训练的教师，以良好的体育设施、新的教育方法和高度的学术素质而闻名。张元济开拓性的功绩，不仅在于创办师范讲习社使教师获得现代科目的训练，还有创办为商务印书馆的管理机构训练干部的职业学校，这两者既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利益，又富有现代精神。
较出版图书更有意义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多种经营活动。1912年，商务印书馆建立了两个专门部：博物部和铁工制造部。前者旨在制造各种标本模型，例如作为教具使用的地球模型，矿物、花卉和植物的陈列品以及鸟类、昆虫的模型。后者是为公司的工厂制造印刷机器，以及学校理、化课程中使用的仪器。1915年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制造的各种模型、陈列品和仪器，在各大国际展览会上获得了许多奖状和奖章。获得广泛赞赏和认可的产品有科学仪器、体育训练器材、蒙台梭利教育法教具、教育玩具、教学幻灯片和手风琴，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这些辅助产品获利可能不如教科书，但在改进中国教学设备以及使上课过程生动活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扮演了先驱者角色，应当赢得在困难的转变年代里整整一代学生的感激。
为做出版开了个图书馆
张元济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新措施是为商务印书馆建立一个内部参考图书馆。1904年，他在担任编译所所长不久，便开始为其收集图书。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几乎都是藏书家私人拥有的藏书楼，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皇家图书馆仅开放给极小部分优秀学者，但他们也只能在得到专门的许可下方可参阅。张元济总感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编辑手头上必须掌握广泛的参考资料，因为他们需要有可靠的数据来核实书籍和杂志上的材料。张元济曾记述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自有者。”
当时张元济认为商务印书馆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参考资料图书馆。他把它命名为“涵芬楼”，意即这一图书馆包含大量智慧和知识财富。张元济专门从以往一些藏书家手中征集图书，这些书通常为一些已故版本目录学家的后代所出售。他的第一个计划是以8万元收购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流动资金才40万，可见他对善本收购的重视。
除了通过商谈购下知名藏书楼的全部收藏外，张元济还常常定期到一些书市去访书。他在所有旧书店老板处留下姓名，建议他们把收集到的珍本古籍卖给商务印书馆。他甚至在自己的住处设置了醒目的标记，欢迎人们给他带来善本经典或历史书籍。
▲东方图书馆外貌。东方图书馆主要为涵芬楼藏书，1926年对公众开放，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期间被焚毁，之后张元济积极复兴东方图书馆，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已存书籍12万册。
晚清时代，张元济抱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信念，努力奔走于为涵芬楼收集有价值的善本。因为政治动乱，大量善本书楼出卖藏书。一些日本汉学家也携带着大批现金伺机获得中国的一批批珍本。因此张元济的行动，也是在保护中国文化珍宝不致流落国外。
同时，他已雄心勃勃地制订了长期规划，准备把这些最宝贵的善本描摹重新印制，广为流传。到了20世纪，汉唐以来的经、史典籍，经过世代的坊间粗糙印刷，渗进了不少错误，许多严肃的学者要通过仔细辛劳的研究来纠正这些错误，可惜几乎没有足够的权威版本可以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张元济创立涵芬楼，就是为了推广优秀的孤本，这是为漫长艰巨的工作跨出了第一步。
芬楼图书馆无疑是一个值得赞美的文化事业，同时它也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最早期情况更是如此。很明显，张元济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并非出自商业上的用意，因为即使最稀有的珍本也不会对公司的销售统计带来任何直接的效益。如果一个人仅仅为利润所诱惑是绝对不可能将公司资产中为数可观的一部分用于一个图书馆的。张元济努力不懈搜求高质量的孤本、夏瑞芳对涵芬楼坚定不移的支持，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共同致力于出版业的崇高理想，远远高出于创办一家单纯牟利的资本主义企业。
出版杂志启迪民智
商务印书馆从各类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中获得了很可观的利润，但它同时也承担了一些显然只能带来很少利益的出版物的出版工作。
同样，张元济的成功并不仅仅在经济和工业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坚持了最初文化教育的目的，整整10年，通过出版启迪民智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创刊在1903年、曾是中国最早的小说杂志之一的《绣像小说》和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都是赚钱的杂志。到1910年，《东方杂志》发行量已高达1.5万份，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但两份杂志都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培养和传播开明的风气，以为日后国家走向现代化开辟道路。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至今仍为所有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情况的学者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创办于1910年的《小说月报》，到1932年才停办，它是近现代中国发行最久的小说杂志。这一杂志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刊物的要旨在于唤起人们对中国贫弱、社会不公和需要政治改革的觉醒，促进国民对时事、国际外交和海外现代教育的高度了解。张元济既能追求这样高尚的理想，又能同时扩大公司的事业，也正是张元济的使命感实际上帮助了企业。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公众对国家的政治发展是漠不关心的，张元济带领“商务人”承担起这些不会带来商业利润的出版物的出版任务，是他作为一个奉行改良主义的爱国者，试图转变民族的风气和观念，从而使民众乐于接受现代化的最佳尝试。
回顾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会发现，张元济在管理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基本态度非常明显。他无疑要建立一个由受过现代训练的人有效管理的现代出版企业，但同时也要确保企业的最终产品，即书籍和杂志，必须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传播知识这一远大目标而服务。
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初期的十多年间，用教科书的成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以“办学校、开书馆、出杂志、做教具”等多元经营方式，构建了一套兼顾商业与文化使命的出版生态。他深知，出版业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盈利，更在于推动社会进步。通过培养教师、保存典籍、传播新知，商务印书馆不仅垄断了教科书市场，更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这段历史印证了一个真理：出版机构的真正成功，在于将营收之道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以文化之力滋养商业根基。面对今日的挑战，张元济的探索仍如明灯，指引着出版业在创新中寻找答案。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译者 张人凤（右）和张元济
*本文根据《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重庆出版社，2025年3月第1版）加工整理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作者：[新西兰]叶宋曼瑛/著，张人凤、邹振环/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是一部全面展现张元济生平、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贡献的著作，既具有学术深度又具有通俗可读性。张元济作为清末民初的重要改革家和出版家，其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的事业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学术分析，通过张元济的生平，展现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张元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本书通过对张元济的生平、经历和事业的梳理，揭示了转型时期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气质与崇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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