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秋，长安城未央宫笼罩在肃杀之气中。吕后刚薨，周勃、陈平等功勋老臣便以"诸吕欲危刘氏"为名，发动政变诛灭吕氏全族。
当尘埃落定，皇位却出现诡异真空——汉惠帝刘盈的五子（前少帝、后少帝等）均被指为"非刘氏血脉"，在政变中被秘密处决。
《史记·吕太后本纪》明确记载："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
在这样的政治清洗后，代王刘恒成为唯一选择。这位汉高祖第四子，此前在代地做了15年低调的藩王。
公元前180年九月，陈平、周勃派使者迎其入京。《汉书·文帝纪》记载其继位过程充满试探："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三次辞让后才即皇帝位。
但细究史料，刘恒继位存在两大疑点：其一，惠帝诸子是否真为"诈名"？东汉学者应劭在《汉书注》中已提出质疑："惠帝虽短祚，而有五子，皆夭没，不得其死，盖吕后杀之"；其二，周勃等权臣为何舍近求远选择代王？
据《史记·陈丞相世家》，齐王刘襄（刘邦长孙）本欲起兵夺位，却因"母家驷钧恶"被大臣否决，反映出汉初功臣集团对皇权继承的实际操控。
现代学者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指出："文帝之立，全出周勃等功臣之意，非高祖遗命所及也。"
这场看似"合法"的权力过渡，实则是军功集团在清除吕氏势力后，为防止宗室坐大而进行的政治妥协。
刘恒虽非以武力夺位，却借助权臣之手登上皇位，开创了西汉"旁支入继"的先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太极宫北宫门玄武门成为帝国命运的转折点。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伏兵于玄武门以俟变。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
这段记载虽经贞观史臣润色，仍难掩血腥。李世民率部伏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亲手射杀兄长，随后派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逼宫。
《资治通鉴》更实录其细节："尉迟敬德擐甲持兵，直至上所，上大惊...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
这场政变的本质，是李渊太原起兵时"世民功第一"与嫡长子继承制的剧烈冲突。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李渊起兵前曾对李世民承诺"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立汝为太子"，但称帝后却立李建成为储。
李建成虽在长安监国，却在杨文干事件（624年）中暴露与边将勾结的企图，而李世民则凭借洛阳虎牢关之战（621年）等功绩，形成"天策上将府"的独立权力中心。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玄武门之变是李唐统治集团内部关陇军事贵族与山东豪杰集团的权力再分配。"
李世民继位后，通过修改《实录》将自己塑造为"被迫自卫"的形象，但仍留下破绽。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于武德年间，明确记载李渊对李世民的承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直言："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这场政变虽成就了"贞观之治"，却成为李唐王朝抹不去的血色胎记。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壬午夜，东京大内福宁殿发生离奇一幕。
据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上（赵匡胤）御太清阁四望气...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这段"烛影斧声"的记载，成为千古疑案。官方记载则以《宋史·太祖本纪》为准："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
这又扯出所谓"金匮之盟"，据称是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临终前，要求赵匡胤死后传位光义，再由光义传位四弟廷美，廷美传位赵匡胤之子德昭，由赵普书写藏于金匮。
但此盟约直到赵光义继位五年后才由赵普公布，且廷美、德昭随后离奇死亡（廷美984年被贬流放而死，德昭979年自杀），引发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质疑："金匮之盟，其果有之乎？抑赵普伪为之也？"
现代学者张荫麟在《宋太宗继统考实》中指出三大疑点。
其一，赵匡胤去世时，长子德昭已25岁，按五代惯例完全具备继位能力；其二，赵光义留宿禁中不合礼制，宋代皇帝与宗室夜宴极为罕见；其三，《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其继位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恰是五代时期权臣篡位的典型套路。
这场充满迷雾的权力交接，成为赵宋王朝"强干弱枝"国策的心理起点，却也让太宗一脉皇位合法性始终笼罩阴影。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北平燕王府外鼓噪震天。朱棣穿着铠甲站在王府台阶上，以《皇明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名，宣布起兵"靖难"。
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他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声称"率师诛之，以安宗庙"。
但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本质是朱元璋分封藩王制度的必然反噬——建文帝即位后力行削藩，周王朱橚、代王朱桂等先后被废为庶人，朱棣趁势起兵武力夺位。
战争初期，朝廷拥有百万大军，却因主将李景隆无能屡战屡败。1402年六月，燕军渡江攻克南京，皇宫燃起大火，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
《明史·成祖本纪》用曲笔记载："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括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但明末谈迁《国榷》引用《实录》矛盾处："上（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
暗示建文帝可能未死，成为朱棣继位后的最大隐患。
朱棣继位后，为掩盖"藩王篡位"的事实，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改写：恢复被建文帝修改的洪武旧制，自称"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实为庶出），将建文朝年号革除，改称"洪武三十五年"。
但历史仍留下痕迹。方孝孺因拒绝为其起草即位诏书，被"诛十族"；铁铉被施以磔刑，《明史》称"至死骂不绝口"。
正如顾诚在《南明史》中所言："朱棣的成功，标志着明朝初年藩王与中央皇权矛盾的总爆发，也为后来的宗室问题埋下伏笔。"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于叆鸡堡。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其临终前"遗命传位皇太极"，但这一记载明显出自后世修饰。
真实的权力斗争，藏在阿巴亥的殉葬诏书中。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是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之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帝遗言谓诸子曰：'俟吾终，必令殉之。'"于是皇太极等贝勒"以帝遗言告后"，逼迫阿巴亥自缢，时年37岁。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努尔哈赤死后，诸贝勒皆会坐，九王（多尔衮）、十王（多铎）亦在座，而皇太极独攘大位。"
事实上，努尔哈赤晚年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本意是让诸子共同执政，但长子褚英早被处死，次子代善因与阿巴亥私通嫌疑失去继承权，五子莽古尔泰性格暴躁，十四子多尔衮年仅15岁，35岁的皇太极凭借军事威望（曾参与萨尔浒之战、攻占沈阳等）和政治手腕，联合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形成"四大贝勒"共同主政的局面。
关键细节在于阿巴亥的殉葬。按女真旧俗，收继婚制允许继母嫁给继子，但阿巴亥若不死，多尔衮兄弟掌握两黄旗兵力（努尔哈赤晚年将亲军交由多尔衮、多铎统领），极可能威胁皇太极。
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指出："皇太极之立，实由代善之推戴，而代善所以拥戴，乃因阿巴亥之逼死，使多尔衮等无母族之援。"这
场权力交接，本质是女真贵族对汗位继承制度的一次妥协，却以阿巴亥母子的悲剧告终，为后来多尔衮摄政埋下历史伏笔。
从刘恒到皇太极，五位太宗皇帝的继位之路，贯穿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权力铁律：当嫡长子继承制遭遇强势藩王、功勋权臣或部族传统，暴力与阴谋便成为皇权过渡的必须手段。
他们或借权臣之手（刘恒），或亲率铁骑（朱棣），或制造宫廷疑云（赵光义），让中国历史中"太宗"这一特殊政治符号几乎都成了"篡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