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水浸泡的胶片记忆：自贡盐场老照片展现四川千年盐业浮世绘

1929年，孙明经在自流井盐场拍摄时，镜头不慎沾到溅起的卤水滴，历经九十年光阴，竟在胶片上析出了矿物般的记忆。当冷光扫描仪滑过画面，赤膊盐工脊背的盐渍、天车榫卯间填塞的竹篾、输卤枧管上斑驳的桐油印，便在数字光晕中次第苏醒，将一个浸泡在卤水里的千年工业文明，重新摊开在时光的显影液中。

自贡盐场地处四川盆地南部，境内无天然河流直通长江，釜溪河（盐井河）成为唯一的外运通道。

这条全长115公里的河流，从自贡市区流经富顺县，最终在泸州汇入沱江，但其航道异常艰险：从自贡至泸州的河道中，分布着重滩、仙滩、沿滩、鸦滩等27处险滩，其中“Z”形礁石峡口的仙滩段，水流速度达8米/秒，被船工称为“鬼门关”。

为应对复杂水情，自贡船工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歪脑壳船”（学名橹船）。这种船型船底铺设双层夹板增强抗冲击性。底层横放，中层竖放，顶层斜放，利用重心偏移抵消船体倾斜，每船可装载1200个盐包（约15吨）。盐包外层用**浸油竹篾*包裹，内层衬芭蕉叶防潮，确保长途运输盐质无损。

1938年 “川盐济楚” 期间，自贡盐产量激增40%，80%通过釜溪河外运。船工们采用“夜航制”（船头挂“桅灯”），将运输效率提升30%，月均运盐1.2 万吨。民国时期自贡盐运年收入达1.2 亿元银元，占四川财政收入的25%，支撑起西南半壁江山的食盐供应。

1908年的自流井盐岩区，天车构成了城市的垂直天际线。这些由200-300根杉木捆扎而成的庞然大物，通过竹篾绳榫卯结构形成中空塔体，平均高度达30米，最高者如源通井天车（1895年建成）高达42米，远超周边民居。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当年拍摄的照片显示，天车群以盐井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在釜溪河畔形成“木塔森林”，其密度之高使自流井获得“天车多如麻筛”的戏称。

与天车的高耸形成对比，自流井的民居以平房为主，构成“盐井-住宅-灶房”三位一体**的空间。盐工寮棚，用竹编夹泥墙和杉树皮屋顶搭建，面积约10平方米，容纳4-6人居住。这类建筑沿盐井周边密集分布，形成“井灶相连”的格局，工人从宿舍到井口仅需步行5分钟。

自贡盐井的开凿史可追溯至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88年），但真正改写盐业技术史的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的卓筒井技艺——人类首次用“圜刃”钻头（钢铁锻造的冲击式钻头）凿出直径仅10厘米的小口深井，较欧洲早800年实现“机械钻井”。

至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年），燊海井（今属大安区）以1001.42米深度成为世界首口超千米深井，其“天车”井架（用数百根杉木捆扎而成，高40米）、“碓架”冲击系统、竹篾缆绳传输技术，构成古代深井开采的完整技术体系。

民国时期，自贡盐井数量达1300余眼，其中富荣东西场（今自流井、大安一带）占90%，形成“一井一灶”至“百井千灶”的生产集群。井型按卤水类型分为“黑卤井”（产高浓度卤水，含盐量达30%）、“岩盐井”（需注水溶采）和“天然气井”（兼产井火，用于煎盐），1940年统计显示，单井日产量最高达80立方米（黑卤井），天然气井日产能可供50口盐锅昼夜燃烧。

民国时期自贡盐场的水牛动力绞车，由直径1.5米的楠木绞轮、竹制缆绳与牛皮缰绳构成，通过4-6头水牛（多为川南“叙府牛”，肩高1.4米，体重500公斤）环绕牵引，形成圆周运动。

绞轮下方连接“汲卤筒”（竹制或铁皮圆筒，容量200斤），通过“地辊”“天辊”双滑轮系统，将卤水从井下提至地面。据1934年《四川盐政史》记载，单台牛推绞车日提卤量达20吨，效率为人力踩踏的10倍，而饲养成本仅为蒸汽机车的1/5（每头牛日耗草料15公斤，约合0.15银元）。

盐场催生了独特的“牛推户”群体，他们既是畜力所有者，也是技术经营者。据1941年《自贡盐工调查》，富荣盐场共有牛推户1200余家，户均养牛25头，通过“按卤分成”与盐井主合作（每提100担卤分得1担盐）。

3万头水牛的草料需求（年耗草量15万吨），催生了周边“草市坝”专业市场。荣县、威远等地农民辟出“草山”，专种芭茅、苏丹草，通过釜溪河船运至自贡，形成“春割冬储”的供应链。1935年草价波动直接影响盐价：每担草价上涨0.1银元，盐价即跟风上涨**5%。

在民国自贡盐井的井口（直径约15-20厘米）周围，永远围绕着忙碌的身影。最核心的装置是“天车”木质井架（高30米），其顶部的“天辊”通过竹篾缆绳连接井下钻头（“锉”），而井口地面的**“碓架”**（长8米的木质杠杆）由6-8名工人轮流踩踏，通过杠杆原理将重力转化为钻头的冲击力。1919年《川盐纪要》配图中，一名工人正半跪在井口，双手紧握“转槽子”——这个由环形竹篾与“心”形铁环组成的装置，是实现钻头360度旋转的关键部件，其设计比西方同类技术早700年。

井口工人多为“山匠”（技术工人）与“扇泥工”（苦力），前者需掌握岩层识别、钻头更换等核心技术，日薪0.5元（约合1930年大米2.5公斤）；后者承担重体力劳动，日薪仅0.2元，且需自备草鞋（每月磨坏3双）。他们的着装极具辨识度：上身赤裸（仅着单裤衩）以适应井下40℃高温与90%湿度，腰间系着浸过桐油的草绳（防卤水腐蚀），脚踝处缠着“井神符”（棉麻布条绘朱砂井神图案），据1941年调查，85%的工人相信这能避免塌方事故。

井口区域是封建把头制与行会技术垄断的核心地带。把头（工头）掌握招工权，新工人需缴纳“拜师费”（相当于1个月工资），并签订“生死状”（注明工伤不赔）。技术传承依赖“三年学徒制”：学徒前半年只能负责递送工具，后两年跟随师傅学习“听声辨岩”（通过钻头撞击声判断地层），满师时需独立完成300米井段开凿，方可获得“山匠”资格。

1929年的自贡盐场，工人用竹篾包裹竹管的场景，选用生长5年以上的楠竹（直径30-40厘米），在冬至后砍伐（此时竹纤维最致密），锯成1.5米长的管段，用火烤矫正弯曲，去除竹节内膜后，用桐油浸泡3遍（每遍间隔24小时），使竹管耐腐蚀性提升3倍，使用寿命从1年延长至3年。

工人手持**0.5厘米宽的竹篾条，以“人”字形交叉法缠绕竹管接口处（每厘米缠绕3圈），形成厚度达1厘米的保护层。关键部位（如弯头、三通）采用“螺旋缠法”，篾条间距控制在2毫米，确保承受8个大气压不渗漏。1929年《四川盐政史》记载，熟练工人每日可完成10米竹管的包裹，新手需练习3个月才能达标。

1929年的自贡盐场，木质提卤高架如巨人般矗立在釜溪河畔，55米高的杉木井架由百根原木榫卯而成，顶部滑轮在烈日下投下细碎阴影。地面工人齐声发力，手掌粗的竹篾缆绳绷直如弓弦，木桶破水而出的瞬间，卤水顺着桶沿滴落，在井壁石板上敲出密集的鼓点。当木桶抵达顶部平台，倾斜的卤水如银链般注入天锅，蒸腾的水汽与井架的木香在烈日下交融。

这套竹木搭建的提卤系统，是成本与效率的精妙平衡——800银元的造价仅为蒸汽机车的十分之一，却能在丘陵间自由生长，用桐油浸泡的竹篾缆绳将植物纤维的强度发挥到极限。每日7.04吨的提卤量，相当于320人次挑夫的苦力总和，却让六名工人的肩颈在六年内全部劳损。

大坟堡盐垣位于今自贡市大安区，地处富荣东场核心区，东临釜溪河支流威远河，西接大安寨天车群，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井盐交易市场。其占地达500亩，由12条主街、8个过秤场、36座盐仓构成，鼎盛时期（1942年）日均交易盐量达2000吨，占自贡盐场总产量的60%，年交易额突破1.5亿元银元（相当于同期四川省财政收入的1/3）。

每月初一、十五由“富荣东场盐商同业公会”召集60家核心盐商，根据卤水成本、燃料价格、运输费用议定“基准价”，如1936年“火花盐”基准价为**每担（100斤）法币8元*，上下浮动不得超过10%。盐商可提前3个月预订盐产，缴纳30%订金，降低生产风险。1940年统计，盐票交易占比达40%，形成早期的商品期货市场雏形。

盐垣内设有12家钱庄，提供“盐仓质押贷款”（以盐包作抵押，按市值70%放贷）、“汇兑现银”（收取1%汇费，3日内可汇至重庆、贵阳）等服务。1938年“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入驻后，推出“盐运债券”，年息6%，募集资金用于扩建码头。交易双方无需现银交割，通过钱庄在“盐垣总账簿”上划拨，减少现金流通风险，该制度比上海钱庄的“汇划庄”早出现20年。

1938年，金陵大学教授孙明经率队赴自贡拍摄纪录片《自贡井盐》，留下现存最早的盐商合影。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四大家族”盐商们代表身着绸缎长衫，手持折扇。与孙明经（右一）在院落合影。

1929年自贡车盐工人普遍赤膊，仅穿粗布短裤（裤腰用麻绳绑扎），光脚踩踏盐车木杠。夏季高温时，部分工人甚至全裸，架子右边的布用来在有外人进来时遮挡羞处。

为防止卤水腐蚀皮肤，工人会在肩颈、手臂涂抹桐油，形成黄褐色保护膜。冬季则用棕片缝制围裙御寒。一件粗布短衫价格0.5银元，相当于工人3日工资。若全年损毁5件，需支出2.5银元，占年收入的12.5%（1929年自贡盐工年均收入约20银元）。赤裸劳动可减少衣物磨损，节省布料成本，同时避免因汗水浸透衣物导致的皮肤病治疗费用（当时疥疮治疗费约0.3银元/次）。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规定工人需着“蔽体衣物”，但自贡盐场以“特殊行业豁免”为由拒绝执行，盐务总局在《自贡盐工调查报告》中承认：“赤裸劳动实为维持生产之必要手段，若强制着装，盐价将上涨20%，引发民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