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是一种胜利。——雨果
美国最著名的历史悠久的报纸有四家：“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
如果你有兴趣去图书馆看合订本，从1851年开始翻，四家报纸全翻，你就会发现，从1851年-2024年，美国就没有好过，全是揭示“美国正在衰落”的种种迹象——政治腐败、经济危机、社会分裂。
为何美国媒体似乎“天生”爱唱衰本国？
本文从历史传统、制度设计、商业动因与文化心态四个维度进行梳理与分析，并结合普利策奖的设置与评选倾向，探讨媒体“不唱赞歌”而乐衷“唱衰”的深层逻辑。
一、历史传统：从“看门狗”到“揭丑者”
媒体“揭丑”不只是商业手段，也是一种公共责任，这一基因深植于美国新闻界。
独立战争后舆论基础：
美国建国伊始，新闻媒介便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以尖锐笔触批判英国王权，奠定了美国新闻传统中“舆论介入政治、敢于直言不讳”的基调。建国后的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也各有自己的报纸，双方针锋相对，舆论立场分明。小报时代：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印刷成本下降、流通网络铺开，报业进入“平民报”与“大报竞争”时期。为了吸引眼球，媒体往往以夸张、批判、甚至煽动性标题博取读者眼球，“唱衰”可制造紧张气氛，刺激销量。
此时，“揭丑”与“卖丑”成为商业化运作的常态。
进步时代的“扒粪运动”：
20世纪初，道格拉斯·斯蒂芬斯等“扒粪记者”掀起一轮社会、政商丑闻大曝光，他们直指矿难、食品安全、政治腐败，媒体从“娱乐”角色升级为“社会改革推动者”。
二、制度设计：监督权力与新闻自由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对立精神”：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新闻自由，但同时也隐含了对政府权力的深刻警惕。新闻界自诩“第四权力”，与行政、立法、司法并列，其天职即为“看门狗”，不断质疑和监督政府，以防权力滥用。
自我定位决定了媒体更多关注问题和危机，而非“世界纷纷扰扰，风景这边独好”。
权力制衡与舆论战役：
美国政坛派系林立，媒体往往成为不同政治力量较量的阵地。无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奴隶制争议，还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唱衰”常被挑选为一方压制另一方的话术武器。
三、商业动因：悲观情绪带来更高阅读率
负面新闻效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负面事件更具关注度。经济下滑、政治丑闻、社会悲剧更易引起阅读兴趣、刺激点击与购买，媒体出于盈利考虑自会倾向报道“坏消息”。
竞争激烈与碎片化：
当下信息过载，社交媒体、网络新闻层出不穷，传统报业为了在激烈的注意力争夺中存活，更倾向突出冲突和危机，以“恐慌式报道”迅速吸引眼球。长期如此，负面视角几乎成了既定模式。
四、文化心态：怀疑论与自我批判
“美国例外论”与批判精神并存：
虽然美国自信心强、认可“美国例外论”，但另一面又承袭了殖民地时代对权威的普遍不信任。从托克维尔的观察到当代民调，怀疑论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
媒体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更容易怀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危机心态。
社会分裂与“恐惧营销”：
当代美国社会分裂加剧，左右对立、族群矛盾、地区分化层出不穷。媒体往往依托既有读者群体的恐惧与焦虑，制造议程、强化分歧，“唱衰”既是社交货币，也能稳固自身受众基础。
五、普利策奖与“负能量”导向
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自1917年设立以来，一直以“公共服务奖”为最高奖项，紧随其后的是“调查报道奖”、“国内报道奖”、“独家报道奖”、“地方报道奖”、“突发新闻奖”和“国际新闻奖”。
这一奖项体系深刻映射了美国媒体的价值取向：
• 公共服务奖：
探讨社会问题、揭露政府、企业丑闻，往往以消极面入手，追求舆论效应。
• 调查报道与国内报道：
着重挖掘深层次权力滥用、社会不公案例。
• 突发与国际新闻奖：
自然灾害、战争冲突、恐怖袭击等悲剧性事件更易获奖，从而强化“世界动荡，美国岌岌可危”的印象。
普利策奖的设置逻辑与传媒生态相辅相成：
权威性认可的往往是揭示危机与警示公众的报道，进而促使媒体在选题取向上更偏好负面新闻，形成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
结语
综上可见，美国媒体自立国以来便因历史传统、制度设计、商业动因和文化心态而带有“唱衰”倾向。
在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与对权力制衡的责任驱动下，媒体担当了社会“风险预警器”的角色；
在市场竞争与商业利益的推动下，负面信息成为“吸睛利器”；
在深植人心的怀疑论文化中，批判精神又为“唱衰”提供了正当性。
普利策奖等行业荣誉的评选标准，则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倾向。
正是在这一切交织的力量下，美国媒体才得以自始至终地在“揭示真相”与“唱衰国家”之间，扮演着复杂而矛盾的角色。
面对这种舆论生态，读者需保持警觉，以多元信息来源为辅，不断提升自身的判断力，才能在“唱衰”与“唱衰”的夹缝中，透过舆论的阴影，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