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中镇
作者: （美）罗伯特·S·林德 / （美）海伦·梅里尔·林德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一项文化冲突研究
原作名: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译者: 梁文静 / 王晓燕 / 高卉
回望历史，美国曾自豪地宣称拥有“机会之梯”，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攀登至成功之巅。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场悄无声息的技术革命正在发生，大萧条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曾经的技术工与非技术工之间的差异几乎被抹平，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手艺，投身于任何能找到的工作之中。那个曾经被视为“好工人”晋升途径的“机会之梯”，也悄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如今，当我们再次审视这个世界，是否发现类似的趋势正在我们身边悄然上演？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的职业路径正在被重塑。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机会”。
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技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如此变化，大萧条让这一情况变得更危险了。在持久重击之下，有技术的人已经做着“任何”能有工作的事了。即使组织程度最高的建筑行业会员也流失严重，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手工艺行业并沦落到从事任何能找到的工作。结果就是，技术工和非技术工之间那微弱的差异被进一步缩小，直到1935年6月，行业中的技术工一般时薪是45美分，而非技术工是43美分。
这种对技术要求的模糊进一步阻碍了个人从“底层”经过一系列总会发生的步骤“攀升”到“自己当老板”的机会，而美国人的理论认为这是对“好工人”的鼓励。对工业工人来说，达到领班这一步通常是向上的第一步，但这一步的门槛也变得更高了。在1925年的研究中，实际统计的结果显示，在531个（在中镇6个工厂的4240个工人中）被认为适合升职到领班的人中，每53人中只有1人在之前的22个月中真的得到了提拔。本世纪初像弗雷德里克·泰勒之类管理大师的工作开启了职能管理（functionalized management）的潮流，专业领班占工人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1925年中镇工厂中领班相对工人的比例要比1890年稍高一些。但近几年来，管理职能的专业化倾向于升级到更高的培训水平，因此企业趋于减少领班的职能而引入专业部门—技术员工、计划和执行部门、人事和培训部门等—员工越来越是经过技术培训的人，而不是从操作机械、负责打卡考勤的工人中升上来的人。
当把上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镇个人自己做老板的全部可能性趋势放到一起，所浮现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每一个主要工作领域，被人雇用的人口比例都比自我雇用或雇用他人的人口比例增长得更快。而且大萧条使人口中为他人工作的比例越来越大，“出人头地”的机会减少，人们越来越无助。中镇工业的情形基本上反映了所有职业的一般情况。从这里，人们似乎看到，美国曾自夸的机会之梯发生了根本转变，传统上，人们可以期待借由这种机会之梯“走上坡路”“出人头地”“自我提升”“功成名就”。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就变得很明显，哪怕从工厂机会之梯开始的底层获得一份工作也变得有点更难了。一旦处于底层，那么旧的从劳累的工作底层通向工厂主舒适椅子的单梯也发生了变化：
梯子已失去较低的几层横档，学徒工没了，非技术工和技术工之间界限的模糊程度变大。
领班所站的第一档的位置似乎更高了，因此底层的大多数人想要爬上去更加困难。
在领班这一档上面，整个梯子的情况从1890年开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显著改变：
具有冒险精神的机械维修工想要开办自己的工厂，同现有大工厂的生产结构相竞争以另辟蹊径爬升梯子变得更加困难。
在领班这一档上面，梯子已经不再是一个梯子了：实际上，在领班和他够不到的梯子的更高部分之间已经没有横档了，从那儿开始是全新的人员，并且他们通常不从生产阶级中招聘而来。
最终，随着当地工厂成为全国性企业的部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相对增多，当地先前独立的制造商不断被吸收进这些全国性企业的受雇人员名单，梯子被加长了。
换句话说，安德鲁·卡内基建议想创业的年轻人从底层做起，再也不是好的建议了。他这样的人还在建议今天的年轻人在梯子半中间的某个管理或技术部门站稳脚跟。在中镇的工业界出现得越来越多的不是一个连续的阶梯，而是一分为二：一个变得更短、更难爬，尤其是不会有结果；另一个长而有回报，但要从工厂底层跳很高才行。中镇工业要比以前有着更多更拥挤的没什么差别的底层“人手”，另一个是不同的阶层，其中的个体（商人、工程师）在基本上生产阶级触及不到而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包揽了所有“往上爬”的事情。这一情形因大萧条而加剧。
美国机会阶梯的这些变化很可能有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美国文化基于普选权以及沿着财富之梯的垂直流动这两个事实，兴致勃勃地夸耀自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过去的现实中以及在各种情况下均可发挥作用的梯子永久存在的假定中，有着对主导的自由放任哲学的普遍辩护——这些体现在目前商业企业的掠夺行为、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模式以及自助美德，相比之下，从公众“救济”、失业保险到养老保障的各种社会立法被指控为“不道德”。随着符号和现实如此分离，似乎就为出现阶级意识以及最终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了铺垫。但是当梦想表达急切的愿望，并受到公众意见机构大力支持的时候，梦想习惯于长期以减弱的声音存续下去，并进入一个时期，其中充满了各种明显矛盾的现实。中镇劳工并不十分清楚任何具体的阶级地位或者他们梦想基础的脆弱，通常会忽视美国机会之梯中所发生的非常明显的根本性变化；绝大部分时候，他们继续将其缺陷视为天然发生的前进运动中不幸的暂时挫折。实际情况应该会证明长期趋势是在将生产阶级的希望永远缩小到19美元的西服、2.5美元的鞋、二手“雪佛兰”的范围里。而“加薪”“晋升”——所有同“走上坡路”相关的事情——基本上限于中镇每十名挣钱的人中的三名，并且他们都属于经营阶级。随着这一巨大差异最终被认识到，中镇文化当中体现社会凝聚力的一个最具特色的因素可能就会被一种社会组织体系替代，而当下在中镇，没人会乐于称其为“美国式的”。这将标志着一个对美国传统符号和激励机制进行紧急检修的时代的到来。
选自《转变中的中镇》，感谢出版社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