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乘坐过一线城市早高峰的地铁？如果没有，一定也刷到过不少吐槽帖，并对它们的拥挤程度略有耳闻：手机没锁屏出站后发现微信被卸载，完整的纸提袋下了车只剩把手，还有许多被挤掉的拖鞋、被压扁的早餐，以及不知所终的挂饰和雨伞。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地铁拥挤程度示意图
除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洋相，早高峰地铁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人人迷离的神态和充斥车厢的起床气。超长通勤对人们精力的损耗远超想象，明面上的时间和经济支出以外，还需付出情绪、心力等隐性成本，而饱受通勤之痛的多数上班族，都有同一个目的地——互联网园区。
广州地铁3号线早高峰时的拥挤盛况
01
极端通勤的人们
魏雪（化名）住在北京东南八环，确切地说是在廊坊的安平镇，与通州一道之隔的地方。她每天早上5点40分出门，需要先过检查站、坐班车、倒地铁，再步行到公司，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她会在8点50分完成打卡。下班的返程也是如此，不加班的情况下她晚上到家通常已是8点。
今年已是她坚持超长通勤的第八年，唯一欣慰的是，最初荒郊野岭的居住地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有了人气。由于往来通勤的人数越来越多，开始出现私营班车，现在她早上的出门时间可以推迟到7点，但即便如此，她也依然要面临单程2小时的通勤耗时。有时班车抢不到位置，只能选择与他人拼车。
魏雪的通勤经历并非个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百度地图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指出，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超过800万人单程通勤距离在25公里以上，占通勤人口的8%，这种超长通勤的单程时耗通常可达90分钟。
《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所选取的重点城市及规模分类
而作为极端通勤最严重的城市，北京单程在90分钟以内已经能称得上温和。但当上班族面对每天至少3小时的奔波，精神不济是常有的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换乘3次，出地铁站还要步行一段距离，到工位上还没开始工作人已经累了。”
剑桥大学曾对3.4万余名上班族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单程通勤时间超过半小时就会对员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而通勤在1小时以上的上班族，抑郁概率高出平均水平33%，产生与工作相关压力的风险高12%，每晚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高46%。
超长通勤路的背后，其实是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即务工人员工作在中心城区但居住在较远的郊区，反映出一种就业和居住空间的不良关系），这在超大城市及互联网产业聚集区表现最为明显。例如，北京中关村、望京等互联网产业集中区域的周边配套不足，并且房价高昂，租购成本均超出多数从业者的承受能力，导致大量上班族居住在天通苑等远郊的“睡城”，通勤距离最多可达50公里。
有“全亚洲最大的社区”之称的北京天通苑，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
02
困于智能孤岛
对于互联网园区的上班族而言，超长距离的通勤还只是一方面。叠加工作时间长、加班频繁等因素，他们还会面临时间上的双重挤压，从而进一步加剧通勤疲劳。
园区内的环境则是另一重影响因素，一般互联网园区的作用是聚集各类科技企业，因此建造面积极大，给不少上班族留下了通勤的最后一公里难题。部分大厂因此将“班车”纳入福利体系，即派车将员工统一送至地铁站、公交站等公共交通入口，但代价却是下班自主权的削弱，这通常会导致人们工作时长的增加。
另外，互联网园区的企业众多，人流量也极为庞大，同一时间下班，打车排队可以从六点半排到九点，当城市进入夜生活的狂欢时，园区的上班族才披星戴月地赶回家。而近几年互联网企业中兴起的“弹性工作制”，虽然给予员工一定的自主权，但半小时的调整空间在浩荡的早晚高峰队伍面前，则显得于事无补。
不仅如此，即便是在通勤这类“非生产时间”中，也可能因突如其来的工作指令打断节奏，人们如今对于程序员抱着电脑在垃圾桶旁随地加班的现象甚至已经司空见惯。移动办公背后的技术异化，同样加剧了通勤对个体的损耗。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上，以“地铁通勤一小时可以做什么”“碎片时间拯救计划”为主题的帖子成为起号的流量密码，还在增加人们的焦虑。
互联网园区本是集城市智慧之所长建立的前沿科技孵化基地，却在时间与空间双重层面与周边形成区隔，成为一座“智能孤岛”。对员工而言，当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愈发模糊，自己与社会生活的距离也在同步疏远。
03
时间的解放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围绕提高组织工作效率的研究目标，提出“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新命题，他们认为提高组织效率与改善雇员工作生活质量二者是孪生关系，由此批判企业简单追求生产效率的做法，支持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反过来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
而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指标，除了充分且公平的劳动报酬、安全且有利健康的工作条件、工作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等常规内容，还有工作以外的家庭生活和其他业余活动。事实上，马克思早就告诉过我们——“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极端通勤与超长待机的工作不仅挤压了人们必要的家庭生活和业余活动，压缩了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也扼制了人的发展可能。这种竭泽而渔式的运转机制所产生的弊端，最终将反应到企业的组织效率上。
总而言之，发挥互联网园区所承载的经济功能与探索通勤之困的破局方案并不冲突，恰恰相反，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人的尺度和幸福的意义始终建立在自由时间的基础之上，因此，通勤革命的本质理应是追求时间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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